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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第1页）

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在援救安庆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李秀成对此的态度是很消极的。其原因在于他一心只想保持江南地区。固然在当时集中全部力量去和湘军为争夺安庆一地而进行决战，是不对的，但是把天京以西的地区置之不顾，只守住苏、杭地区显然也是错误的。

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进兵湖北、江西时曾说：&ldo;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rdo;1。同时他又说：&ldo;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黔等县（这是指他的大本营所在地，皖南的祁门、黟县‐‐引者），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指陈玉成‐‐引者）一意上犯鄂境，黟祁退，则江南之贼（指李秀成‐‐引者）一意内犯抚建（指江西的抚州、建昌‐‐引者），故始终仍守原议&rdo;1。曾国藩的这些话证明，太平军深入敌人后方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曾国藩自己也不能不忧虑震动。曾国藩孤注一掷，集中他的几乎全部的兵力围困安庆，是为了进攻天京作准备，并把太平军都吸引到这一方面来。太平军反其道而行之，到敌人的空虚的后方纵横活动，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本来是最聪明的策略，但是太平军不是自觉地执行这一正确的策略，因而也就不能坚持它。他们总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一点东西。李秀成和陈玉成，一个以保持富庶的江南为满足，一个则倾全力来争夺安庆这一个城市，结果就使曾国藩这个顽强的反革命头子坚持用围困安庆来迫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的策略反而如愿以偿。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起，陈玉成以全力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湘军用水师控制了长江，它对安庆的包围已经营了几年，为抵御和击退反包围的援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场争夺安庆的会战连续进行了五个月，陈玉成的部下虽然战斗得非常勇猛，但安庆城终于在八月初被敌人攻破，陈玉成只能率领余部撤退。英勇地牺牲在这场会战中的太平军至少有两万多人。

如果太平军这时不是集中很大的兵力在安庆城外决战，而是由陈玉成、李秀成及其他部队很好地互相配合，坚持&ldo;取势于千里以外&rdo;深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那么曾国藩的所谓&ldo;始终仍守原议&rdo;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不但安庆之围有可能解除，而且整个战局可能改观。他们不这样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算。

安庆失陷后，天京以西几乎完全成了敌人的天下，而只是在苏、杭地区太平军还暂时地保持着优势地位。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在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农村里就有一种秘密组织。人们认为它是起义失败了的白莲教的遗党。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油，所谓&ldo;捻&rdo;即由此而得名。当时人记载说：&ldo;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自嘉庆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起，至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ot;1。&ot;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ot;2可见这是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求生挣扎的一种组织。清朝当局虽然早就严禁结捻，但因为它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还不把它看成是大患。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北上远征军队横越淮北地区时，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惜北伐的太平军没有一路就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淮北地区的农民斗争在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没有什么联系。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开封以东的铜瓦厢决口，黄河下流改道入大清河北流，使山东西南的几十个州县和皖北、苏北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的灾害。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下，赤贫的农民和流亡的贫民更加无路可走。捻这种组织逐渐由小股合为大股，声势越来越大。张洛行成为皖北地区的捻党的大头子，自号&ot;大汉盟主&ot;，承认他为首领的各个部队共达几十万人。除了皖北以外，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苏北、鲁南，豫东也都成了群雄竞起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大了，活动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了。有个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人甚至认为&ot;捻匪之为患有更甚于长发（指太平军--引者）者&ot;，他说，这是因为太平军的活动没有越过长江沿岸，而捻党则&ot;纵横于淮南北，时复东掠丰沛（苏北），北蹂曹单而频窥济宁（鲁南），其势逼矣。譬诸疾病，长发方且困我肢体，捻匪又将溃及胸腹，不可不虑也&ot;1，捻军活动于迫近清朝北方政治中枢的中原地带，当然不能不被认为大患。

捻军表现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声势虽大，但各股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张洛行虽然在皖北称雄，对于承认他是首领的各部队也不能实行统一的领导。第二，它总是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而经常奔走流动，使敌军无法捕捉到它。用它的敌人的说法是：&ldo;捻匪啸聚成群，飘忽无常，势不利于止而利于流&rdo;2；&ldo;时时多分小股，倏东忽西，伺间旁出&rdo;3。捻军又多着重发展骑兵，所以它的机动性更大。曾国藩（他在同治四年即1865年后曾负责对付捻军）也这样描写捻军说：&ot;飘忽无常，伺隙则逞，稍一失势，则电掣飏去，终不得痛击而大创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指太平军--引者），而其狡黠多马则反过之&ot;4。曾国藩这段话不但说到我们这里说的捻军的第二个特点，而且说到它&ot;志大远不如&ot;太平军，这正是我们要说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它不象太平军那样有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推翻清皇朝的目标。这点又是和我们要说的它的第四个特点相关联的：它的领导者成份十分复杂。有些捻军领导者固然不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在太平军失败以后仍然同敌人斗争到底。但也有些领导者其实是在&ot;大乱之世&ot;投机应变的角色，甚至有的人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皖北捻军头子张洛行出身地主家庭，当过私盐贩子，他在最初聚众造反后，曾在宿州受清朝官方&ot;招安&ot;，不久后又造反，清朝官方再一次和他接洽，他又动摇了。他找人算卦，说是不吉利，才下决心不再受招安1。不过张洛行以后还能斗争到底。当太平军到达淮河流域时，清朝在淮北一带照例号召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但是怕事的士绅不敢出头，愿意出头的往往就是土豪恶霸。在官军无力保卫地方上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这些团练头子就利用他们的合法名义为自己攫取权力，甚至因此而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他们把团练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但用以保护自己的家业，而且用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野心。为了利害关系，他们今天和捻军作对，明天也可以和捻军携手。一旦看到不能从农民队伍中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又反过来效忠于清朝2。下文将提到的苗沛霖，就是以办团练起家而变来变去的一个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