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本同封建主义的联系更甚于同帝国主义的联系。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成员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方面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痕迹,同封建经济、封建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是新的生产关系,同封建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相对立,一方面它又要借助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统治秩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投资于新式企业,成了新的社会阶级,一方面他们又仍保持原属阶级的社会身份。在政治上,民族资本特别是上层民族资本往往仰赖于封建政权的支持和维护。张之洞形容说:&ldo;商民延颈举踵,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rdo;1。这是符合事实的。前面讲到的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就曾再三求助于刘坤一、张之洞等封建大官僚。事实上,大生纱厂是在刘坤一的大力帮助下,领借了官机、官款,恃官军护厂,恃官力开辟销路才能办起来的,它还从官方取得&ldo;二十年内,百里之内,不得有第二厂&rdo;的专利权。张謇自称他是居于&ldo;通官商之情&rdo;,&ldo;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rdo;2的地位,这很能说明上层民族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地位是同封建政权分不开的。又如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也依靠官方势力而得到了专利权。它的招股章程中说:&ldo;本公司虽系商办,全赖官家维持保护。……本公司矿界于光绪二十五年奏明,距矿百里内他人不得再用机器开采煤觔,十里内不许民人用土法取煤。&rdo;3
民族企业在资本的周转中,还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由封建剥削积累起来的资金转为工业资本,又把由资本主义剥削所得的利润转而进行封建剥削。这种现象在上层民族资本家中间是普遍存在的。以光绪二十二年创办无锡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为例。他们的当过县官的父亲已置田二百亩,他们都以军功得道员官衔,并任过税务商务官员,他们集股二十四万元创办了业勤纱厂,后以他们的母亲名义&ldo;足成千亩庄屋一区&rdo;1。又如张謇本是大地主,他创办了大生纱厂后,又办了个通海垦牧公司,从事种植棉花。这个垦牧公司把土地分片租给小农耕种,实行封建地租剥削。大生纱厂以赢利投资于垦牧公司,垦牧公司除了供应棉花原料外,也在资金上接济大生纱厂。这是很巧妙地把封建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情形足以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极为模糊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此外,民族资本的企业的管理和对工人的剥削,也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的民族资本都是无情地剥削工人的。中小资本家由于处境特别困难,往往利用手工业工场的旧传统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至于上层的资本家更往往利用封建统治势力的协助而把资本主义的&ldo;饥饿纪律&rdo;和封建主义的&ldo;棍棒纪律&rdo;结合在一起,实行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企业中采用封建性质的把头制、包工制。一些厂矿的招工章程中明文规定工人必须&ldo;取具连环保结,填注簿册,方准入厂作工&rdo;2,有的甚至规定工人&ldo;给穿号衣,均住厂内&rdo;,&ldo;日暮收厂,齐到卡房照册点名,逐一检收,然后各归住处&rdo;3。体罚也是普遍现象,工头、监军可以任意鞭打工人,有的厂矿内设有刑具,还能&ldo;请地方文武营汛随时弹压照料&rdo;4。
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指出:&ldo;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rdo;1。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末,从地主、官僚、大商人、买办转化而来的资产者,是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联系较多的,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从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转化而来的资产者,一般说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势力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左翼,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是被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呼唤出场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决定了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方向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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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页71-78。
1《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2。
2《英人论机器不宜进中国》。转引自《时务报》第八册,页14。
1见严中平编:《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页132。
2同上书,页131。
3《愚斋存稿》卷五,页41-42。
4同上书,卷三十一,页31。
5《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五,页18-19。
1《光绪朝东华录》,总页4031。
2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1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