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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6章（第1页）

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维持了三个月。根据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花钱收买了黄泽霖所统巡防军中的一些官兵，他们在1912年2月2日袭击张百麟和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惨杀，张侥幸逃脱。这时都督杨荩诚已带兵出省，代行都督职权的副都督赵德全却和立宪派相勾结。于是张百麟只好只身逃离贵州。自治学社的主要领袖一死一逃，自治学社的政权就开始瓦解。

也是根据郭重光出的主意，立宪派派人到云南求援兵。云南独立后，当权的是立宪派。在杀死黄泽霖的事变的一个月后，唐继尧率领的云南军队以假道入川进行北伐的名义开进了贵阳，并且立即实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把所有还在贵州军政府中求苟安的自治学社的人以及接近自治学社的人都赶下台来，连已经背叛自治学社的赵德全，不但也失去了代行都督的地位，而且还被捕杀。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耆老会的郭重光、宪政预备会的任何澄等人都担任要职。和自治学社有关系的军队全部相继被解散，属于自治学社的人，许多逃亡出省。在省城和各县，当局按名册逮捕自治学社社员，许多人被杀害。

贵州自治学社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虎虎有生气的一个组织，但是掌握政权三个月后却一败涂地，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前面毫无一点招架之功，这里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期间，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因此他们显出巨大的声势，但是到了民主共和在形式已经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群众热情的口号和行动，这时，君主立宪派也表示可以承认民主共和的形式。所以，究竟是革命派当权还是立宪派当权，群众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漠然置之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从革命派手里夺取了权力以后，是否由自己独占呢？并不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面站着封建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立宪派来篡夺革命派的政权。贵州的耆老会和立宪派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湖南的谭延闿以立宪派的身分混入革命，在他以狡诈的手段登上都督的宝座以后，他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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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288。

1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48。

2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版，页8-9。

1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页53。

2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页617-618。

1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6。

2同上书第二编，页5。

1《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54。

2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4。

3《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5。

1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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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云南、浙江、四川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力量，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二者间没有像湖南、贵州那样发生流血的冲突，而是合作地进行了起义和独立运动。因为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合作是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

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ot;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ot;，蔡锷表示，&ot;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ot;。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ot;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ot;1。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