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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2章（第1页）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过一篇宣言1。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ldo;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rdo;，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ldo;（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rdo;，决不会&ldo;傲睨群伦，大执政权，而家天下&rdo;。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2，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ldo;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rdo;，&ldo;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rdo;的状况。它认为，现在&ldo;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rdo;。所以&ldo;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rdo;，才能&ldo;结纳&rdo;、&ldo;罗致&rdo;各方面的力量。对于&ldo;革命军起，革命党消&rdo;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ldo;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rdo;。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ldo;改造&rdo;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同盟会本部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ot;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rdo;1但是也应该指出，当时在还处于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脱离清朝统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进行着斗争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这些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并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他们眼看着现实和愿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渐消沉下去，或者终于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至于在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酝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同盟会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丝毫也没有考虑到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处于极其软弱的地位。

孙中山回国之初，虽然宣称：&ldo;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rdo;，但是他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议和的事实。1月2日他致电袁世凯说：&ot;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ot;2。在袁世凯让唐绍仪辞职后，南京政府仍承认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和伍廷芳通过电报商定继续停战，南京政府也表示承认。

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承认停战议和，是因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各省的军队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是一个空头司令。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六路进军的计划：&ldo;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会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rdo;1。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和议破裂，能否实行这个计划呢？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的回忆录中说：&ldo;黎元洪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rdo;2

但是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

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不得不呼吁说：&ldo;中央财政匮乏已极&rdo;1。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2。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ldo;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rdo;3。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二百五十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两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两交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