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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第1页）

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那么顺利地取得巨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把自己所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ldo;天上&rdo;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的意志，但是到了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这些语言，现在读来，使人感到好象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呓语。天京最后被包围，濒于覆灭的日子里，洪秀全又下诏令大众安心，说是&ldo;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rdo;1。这当然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

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早就不相信&ldo;天父天兄&rdo;这一套宗教的语言，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后期虽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仪式，但是这已经只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而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说：&ldo;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rdo;2其实洪仁玕也不能说清楚这个&ldo;奥妙&rdo;。在苏州访问过他的英国传教士说：&ldo;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尽管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有错误，但他是个虔诚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经常诵读《圣经》。《圣经》和《天路历程》是他所爱好的两本书。&rdo;3这里所说的洪秀全的错误是指宗教观念上的问题。曾经直接向外国牧师学习过的洪仁玕企图用&ldo;正统的基督教义&rdo;来纠正洪秀全的&ldo;错误&rdo;，这当然丝毫无助于挽救太平天国的内在危机。

洪仁玕的《立法制諠谕》中又说：&ldo;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rdo;4他深深感到，杨秀清当政时&ldo;号令统一&rdo;的情形已难以恢复，并且认为&ldo;事权不一&rdo;是足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洪仁玕还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ldo;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rdo;1这实际上是说，大家都在谋求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已经失去了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标。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

除了封官赐爵以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维系人心。&ldo;义、安、福、燕、豫、侯&rdo;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变乱后一两月内开始设立的（例如，陈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为成天豫，继升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封为合天侯，继升为合天义）。人人谋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发出了如上的慨叹。但实际情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ldo;举朝内外，皆义皆安&rdo;。

金田起义后，天王洪秀全以下，只有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个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战死。进入南京后，只增加了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晄。翼王石达开出走，其他诸王先后都死去。洪秀全把几个洪姓的弟兄封为王，因为人心不服，又把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干人封为王。据1861年冬的记载，天王已封了一百多个王2。虽然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ot;天将、朝将、神将&ot;等名目，但仍抑制不住许多将领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满意的情绪。而且领导者为了防止地方权力为个别将领所把持，也宁愿把更多的将领提升为王，使他们互相牵制。甚至还有纳贿于当权者，因而得封为王的。于是王爵的封赐越来越滥。在天京沦陷后被清军虏获的黄文英说，他的堂兄黄文金因有战功封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黄文金&ot;管家务、管钱粮，并未管兵&ot;，也受封为昭王。他还说：&ot;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ot;1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太平天国内部秩序已陷入无法解救的混乱中的深刻反映。

后期太平军纪律废弛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许多官兵把虏获的财物不归公而归私，并因劫掠而滥杀无辜，这些本是太平天国所严禁的。赌博、抽鸦片的恶习也在军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使军队的作战力降低，也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太平军不但要对付清朝的军队，而且连自己统治地区内的&ldo;土匪&rdo;也成了它所难以战胜的敌人。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他的部下的一封信中说：&ot;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ot;2。李世贤的这封机密的信札为清军所截获，又落到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官手里。这个英国领事把它送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ot;只谈论世俗的问题&ot;，而&ot;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ot;；他又说：&ot;凡是对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见信上谈到太平天国前途的地方，满是抑郁沮丧的情绪，当会感觉满意和高兴。&o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