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飞认为受了侮辱,但不动声色,只买了几匹次马。
田世昌和他的三个伙伴赶着三十匹骏马,走出大约七十多里路时,忽然马龙跃带一个骑兵连追赶上来,说昨夜里黑马旅有两匹良马被盗,当即指出&ldo;火焰驹&rdo;和&ldo;黑珍珠&rdo;就是所失之马。
田世昌大怒,与马龙跃争执。马龙跃随命士兵将田世昌连人带马一起带往黑鹰团,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投入监牢,随将两匹马烙上军马印记。红马送给了马步青,黑马自己骑用。
田世昌在监牢中认识了一个东乡族的卫兵,他从腰带里取出一块金条,请其偷放他出去。哨兵本来就对田世昌深表同情,知道他受了冤枉,便偷了两匹马,两人一齐逃逸。
田世昌回到家乡,纠集了三十多同族弟兄,对马家军进行疯狂的报复,两次劫掠了马步青的军马场,把军马驱散。那几千匹膘肥体壮毛皮油光锃亮的战马,散落在祁连山中,多数为牧民捕获。
冤仇越结越深,报复引来的后果是反报复。马步青一时很难搜捕到出没在祁连山中或是隐藏在牧民中的盗马者,他通过官府逮捕了所有盗马贼的家属,要他们下书田世昌,逼他们放下武器,全部投降,方可免其家族死罪。
田世昌的队伍本来就缺乏凝聚力,遇此重压,很快瓦解,一部分为救家人投降了马步青,一部分交保回家,只有十几名无家无业者随田世昌在祁连山中潜藏。田世昌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被杀,与马家军结下了血海深仇。
面对马家军的强大势力,田世昌远离家乡,在祁连山中没有根基,以东乡族的身份,要号召起众多牧民参加他的队伍是困难的。
他知道红军能征惯战,趁红军西路军溃散之际,他想大量吸收红军散失人员作为队伍的基干,但收容到的大都是伤员,他不得不把他们舍弃,可仍存在着希望,在祁连山里,曾追随过西路军左支队的行踪,却无法使红军小股从大队中分离出来。
后来,他带领十几个人,在黄草沟袭击了押解俘虏去西宁的一个骑兵排,救出了二十几名西路军的被俘人员。但在逃跑过程中,又大都失散。留在他们队伍中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在战场上失踪的团政治处主任于家林,一个是西北地质调查所的考古学家万中元。后者是在路过临泽时,被当作红军西路军的侦察人员抓起来的,弄得他有口难辩,只好到西宁时再说,没想到中途被盗马帮救了出来。
田世昌精密策划而且风险极大的一次劫俘行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前后左右都想过,他的盗马帮的生涯,面对马家军的强大优势,很难维持下去,他赖以生存的只有两个依靠:一是祁连山的高峰深谷,不乏藏身之地;二是各大牧场的牧民对他们怀有敬畏之心,供给他们情报、食宿和弹药,是他们的掩护者。
这两个依靠并不是十分可靠的。高山苦寒,冰冻雪封,深山岩洞的生活不会令人羡慕。累年累月长期坚持下去是很难忍受的,看不见出头之日,自然也就失去了耐力。牧民畏惧于政府和马家军的威胁,田世昌是政府的通缉犯,扭送者有赏,藏匿者重罚,这就出现了他们来时热情接待,刚刚离开就去报告,有几次受到马家军突袭,田世昌的脸上挨了一刀,这就成了盗马贼首领的标记,无论如何化装,也不能隐瞒身份了。
于家林曾劝田世昌改变盗马帮的劫掠性质,组建一支与红军相近的革命部队,他愿意做他们的政委,但他未能说服他的首领。田世昌认为,不要说建立一支不大的游击队,就是有西路军这样大的军力,不也是以失败而告终吗?
于家林不是安宝山,他不懂得大军失败,不等于游击队不能生存。如果由安宝山来驾驭这支队伍,以祁连山作依托,可以在中国大西北的广袤的土地上,任意驰骋,东征西杀,神出鬼没,谁也不能奈何于他。
于家林不乏勇敢,却缺乏军人气质。万中元紧紧地抓住他,邀他一道去考察古楼兰,于家林慢慢被他说动了,他原想争取盗马帮的信心动摇了,采取了借地藏身的态度。
田世昌对自己的前程找不到目标,看不到出路,他深感要有一个军师为他指示迷津,但万中元和于家林都不是合适的人选。
马正良的归顺,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
马正良是真正的回民,又是回族之鹰,他比东乡族的首领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马仲英十几岁就能率众造反,发动了河湟事变。他的号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是回族。
马正良有没有马仲英的号召力?很难说。问题是用什么口号来号召,出师无名是不行的。马仲英打的是反冯的旗号,马正良打什么旗号呢?无论如何,他难以同马步芳、马步青有这样深厚的根基的人抗衡,到头来还是失败。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是否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这决非是田世昌所能预见的。他不是军事家,更不是政治家,连他自己也知道成不了大气候。
他们吃过晚饭之后,田世昌决定把于家林万中元和他弟弟田世荣找来,在石壁小屋里召开了五巨首会议。
万中元极力主张,盗马帮脱离祁连山,跟他一道去考查古楼兰。事后,带他们出国。他说他懂英文法文希腊文。只要挖到几枚贵霜帝国的钱币,就够他们受用半生。在所有人听来都是无稽之谈,连有学问的于家林也讽之为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