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此种风范之人,往往也有一个短处,便是律己虽然谨严,但责人时也多有过于苛刻的倾向。这种过度追求完美的性格,毋宁说是孔明处事的白璧微瑕。
不妨看看日本的丰臣秀吉,此人眼光犀利,思维敏锐,有时俨然是位严酷刚烈、无懈可击的英雄,但他性格上亦有无遮无拦的坦荡一面。若将其性格视作东西南北四扇门,其中一扇便往往会显露出他凡人般的痴愚迂拙。他身边的诸侯正是从那扇门乘虚而入,去向他示好邀宠的。
然而孔明性格上的一丝不苟,不仅体现在处理公务上,即使是在他的日常琐事之中,这种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此便常使人生出难以亲近之感来。他的府第门前时常铺有干净的沙砾,使得当时的蜀人皆有所顾忌,总感到在沙砾上留下足迹,有冒昧造次之嫌。
总而言之,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亦犹如八门遁甲一般,严谨缜密,不留一丝常人可安然与其接近的缝隙。这或许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短处,与魏国、吴国相比,蜀国之所以未出现多少人才,似也与他的这一短处大有关系。
在举出孔明短处的同时,不妨循此再来探讨一下,蜀军远征伐魏,屡战屡胜,为何最终却仍以失败告终?自刘玄德兴兵以来,蜀军始终在“复兴汉朝”的旗帜下征战,我不能不怀疑这一口号是否妥当,不能不怀疑这一所谓的大义名分,是否足以让中国的亿万民众所接受,这或许是蜀军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因为中国帝位与王室的传承交替,虽则最理想的是依循王道来进行,但正如历史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改朝换代,一直是以霸道之间的更迭来得以实现的。
以汉朝为例,后汉光武帝奋起讨伐篡夺前汉帝位的王莽,使天下重归太平,“汉朝”的威德在那个时代尚深植于民心之中,但到了蜀帝、魏帝兴起之后,后汉便已威信扫地,民心已完全背离汉室而去。
刘玄德开始号召复兴汉朝的时期,时值汉末,他或许想仿效光武帝,然而就结局而言,民心一旦背离了汉室,便成覆水难收之势,无论如何以大义名分呼唤征召,也已无济于事了。
因此,刘玄德尽管深负人望,但苦战恶斗多年直至离世,依然无法获得成功,究其原因,盖因其虽然收得部分民心,但天下大多数民众并不由衷欢迎汉室复兴之故。
刘备死后,孔明将该大义名分作为先帝遗业继承下来,人心不思归汉的根源自然也殃及到了他的身上。不妨如是说,他的理想最终以失败告终及蜀中人才不济的根本原因,都是缘于不思归汉的天下民心。
后蜀三十载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中经常可见对孔明风采的这种描写:“身着鹤氅,头戴纶巾,手持白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这种极富神韵的诗化文字说得直白些,便是“总是戴着麻布帽子,身穿白棉或白麻衣衫,坐在裸木制成的乘舆或四轮车上”。如此描述,不难使人窥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
他初时未得子嗣时,曾将其兄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收为养子。诸葛瑾身为吴国重臣,将儿子送去蜀中过继给弟弟,自然事先获得了主君孙权的首肯。
诸葛乔兼具叔父与父亲各自的优点,不孚众望,官至蜀国驸马都尉,亦曾随养父孔明出征,只可惜二十五岁时竟病死了。
孔明家中从此又复归寂寥冷清,直至他四十五岁时,才得了嫡子诸葛瞻。晚年得子的孔明何等欢欣喜悦,当不难想见。
诸葛瞻幼时便才气横溢,孔明于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致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写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唯嫌其早成,恐日后不为重器。”即使对于年方八岁的儿子,他也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审视的。孔明于写此信的当年病殁于征魏疆场,其留下的遗墨中,亦有一封给诸葛瞻的《诫子书》。
此后,诸葛瞻于十七岁时与皇妹结婚,被任为翰林中郎将。父亲生前的德行一直庇护着诸葛瞻,以至当时蜀廷但凡施行善政,国人便说乃诸葛瞻所为。然而,这种名声似对其过于溢美,孔明生前便对其下过定论:“此子恐日后不为重器。”其父此言一语道出了诸葛瞻的真实资质。蜀国灭亡时,诸葛瞻战死沙场,时年三十七岁。诸葛瞻之子诸葛尚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也长驱深入魏军阵中,奋战而亡。
尽管孔明的儿孙皆未成为国家栋梁,但他们共殉国难,并未辱没先人的英名。
相传诸葛尚的下面还有一个幼弟,但迄今未见此人的传记。又有一说孔明尚有母系亲属,但此说真伪难辨,今日已无从考证。
孔明一族原本隐逸于草野庶民之中,到了三国鼎立时代,诸葛氏一门便出了三位将相,且分别仕于蜀、魏、吴三国朝廷,可谓一大奇观。
除了孔明仕蜀、其兄诸葛瑾仕吴之外,尚有一位仕于魏国的堂弟诸葛诞,此人较少被人言及。《世说新语·品藻》中对其曾有记载:“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
其中对诸葛诞的评语似过于苛刻,其实诸葛诞出身于诸葛氏另一分支,早已仕魏,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因为他与两个堂兄之间不如孔明与诸葛瑾那样亲近,故《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对他的着墨不多。只因其在司马氏夺取魏国天下代之以晋之后,曾起兵反叛,最终战败逃逸,故在晋人笔下遭此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