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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章（第1页）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如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甚至一无根据，竟公然在口岸设立工厂，甲午战前，为数约达九十。英人的《字林报》直率的说：&ot;英国所养水陆军，专为保护及扩充工业起见，所费不赀。若以我英所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ot;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国，原因之一为日本的资源贫乏，不为列强垂涎；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议

推动中国洋务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职中国的洋员，有传教士。外交官与洋员向官方劝导或施压力，传教士则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传教士的论调，渐转变方向，时时指陈中国的种种积弊，侧重于教化与外交政策的改革，期于无形中左右中国。予以支持的为一向和他们唱和的外交官与洋员，加上西商。他们的宣传，多见于《万国公报》及广学会的出版物。美教士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为广学会的重镇。

林乐知于一八六〇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编《教会新报》，六年后易名《万国公报》。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间，《教会新报》首先称颂日本的维新，继即批评中国于道艺全不讲求，上不以为教，下不以为学，鲜廉能之士、经济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关系略论》，谓西人来华通商，亦希望中国强而且富，不强不富，固于中国有害，亦于西人不利；中国的贫弱，在不善变，变的根本在改革科学，学习西方的兴学育才方法。此一议论，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共鸣。是后类此的主张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乐知建议先于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狄考文建议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将男女以及士农工商悉纳于学。

李提摩太来华迟于林乐知十年，主张略同。他说中国图强，莫先于教育，应派官员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国学习，国内设西学书院。并撰《七国新学备要》（oderneducation），劝设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广学会改组，以《万因公报》为机关报，四年后会务归李提摩大负责。他的交游至广，上至达官，下及士民，宣传益力，业务发展迅速。五六年间，出版的书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译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robertackenzie：theneteenthcentury：ahistory），撰编的《中西四大政》、《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兴华新义》、《文学兴国策》、《治安新策》，最为畅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万国公报》几乎每期均登载有批评中国政治腐败的文字，指陈清廷的险象，认为必须一变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则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为聘用西人，设立新政部。林乐知的建议为提高中央的权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权，使其参与商务、工艺、农务等局。他们不赞成中国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应聘用&ot;西国贤臣&ot;，甚而将全国或若干省归英人临时治理。不过他们亦认为政事当为人民谋福利，予人民陈说之路，中央可不设议院，民间则当设议局。此外复有人说到日本开集议院，大布新政，丕变故法。有了议会&ot;上以备官府之咨，下以慰黎民之愿，民情之爱乐于以见&ot;。林乐知、李提摩太的译述，常常比较各国新政，《泰西新史揽要》实际是介绍近代西方国家变法的成效，自有启发作用。张之洞曾说：&ot;海滨人士稍稍阅读《万国公报》，……接西国教士，渐有省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ot;所谓&ot;智&ot;，不只是科学。

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们已倡导&ot;远交英、美，近防北俄&ot;，否则中国将为土耳其、波兰之续。李鸿章为琉球问题，有联俄制日之意。他们力言，俄国欲壑难填，中国联俄将失各国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与中国交合，在华教士立即响应。甲午战后，极言俄为中国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约，无异投肉虎口；&ot;俄欲华弱，英欲华强&ot;，中国必当亲英。日本战胜中国后，英国另眼看待，传教士因而又主中国对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游说张之洞，劝连好日本，结论仍是授权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分访李鸿章、翁同龢、恭亲王。翁称他是位&ot;豪杰&ot;、&ot;说客&ot;，承认所言富民、富官，学人要通各国政事，甚为切挚。美国前国务卿福士德，英国公使欧格讷，亦分向王大臣进言。福士德在上海《时务报》发表的各项办法，与传教士无甚出入。

三、改制论的萌动

自王莽、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咸视变法为大忌，相戒不轻弹此调。为时将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因袭无革。十九世纪中叶，若干读过西人著述，及身历目睹曾与西人交游之士，对于西方政教，渐生响慕，间有论著，但无人正面主张中国应该仿行。曾国藩在日记（一八六二）中曾说&ot;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ot;，只是空泛感想，与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见诸议论而有积极表示的为冯桂芬，他列举中国之未能富强，是因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处（见187页）。他的改革主张，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达，依公论以定黜陟，采会推保举之法，裁汰冗员，省减则例，仿行地方自治，变革科举学校之制，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方之术，开所谓&ot;中学为体，西学为用&ot;的先河。郭嵩焘较为急进，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为本。否则&ot;即倾国考究西法，亦无稗益&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