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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4章（第1页）

这些年发生的教案有些是涉及英国的。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三月台湾的台南的英国人设的教堂被群众捣毁，同年七月江苏的扬州也发生针对英国人的教会的暴动。有个英国传教士为了在中国内地发展教会势力创办了个&ot;中华内地会&ot;，扬州是中华内地会最初设立传教站的十一个城市中的一个。这次教案发生时正值府考。事先，全城贴出告白，称英国教士们为&ot;耶稣教强盗&ot;。参与行动的群众不下万人，英国人认为这次群众暴动是地方绅士和生童们煽动起来的2。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人曾出动兵船到台湾和南京进行威胁，达到了勒索&ot;赔款&ot;和处分地方官员的目的。

这几年间的教案，使我们看到，在各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包括豪绅和某些地方官员的支配下，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健康地发展起来的。

那些地方上的封建官绅之所以仇恨外国侵略势力，是为了维护本来由他们所独占的统治权力。同治五年江西巡抚刘坤一说：&ldo;行教者（指外国传教士）每纵教民以干预公事，挟侮长官，甚至地方匪类，假冒招摇，而各教士辄出把持，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rdo;1这是说出了地方官绅痛恨教会势力的根本原因。刘坤一还从维护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立场出发，认为外国人传教比通商害处更大。他的看法是&ldo;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足变我之人心风俗&rdo;2。同治元年刊印的一本反天主教的小书中说：&ldo;天主教不许供君亲牌位，不许把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无君父者也。&rdo;3在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尚在进行和余波未平的情势下，封建官绅引导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就其主观意图说，是包含着诱使群众离开反封建斗争而把锋芒转向外部的用意的。

封建官绅当然不可能正确地揭发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作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先锋所起的罪恶作用。由于仅仅用维护封建的&ldo;人心风俗&rdo;不足以鼓动群众，他们还造作了种种奇谈怪论，例如说外国传教士有什么迷惑人心，使人忘记父母的&ldo;迷药&rdo;之类。这些编造的故事虽然在当时条件下很能起煽动群众的作用，但显然妨碍群众得到正确的认识，并把群众的行动引入歧途。

外国传教士能够吸引到的信徒，在各地方居民中总是占少数。教会除了从思想上蛊惑他们以外，还以他们的实际利益的保护人自居。信教的群众中有不少是为了逃避封建势力的无穷压榨，例如入教后有权拒绝地方绅士以迎神、赛会、修庙等名义摊派款项的负担，这种权利得到教堂的保护，并为清朝政府所正式承认。其实，人们在逃避了这方面的压榨后，又陷入了教堂的种种剥削。还有些流氓无赖投入外国教会倚仗洋人势力为非作歹。当地的官绅痛恨这一部分人托庇于洋人而摆脱自己的统治网，就竭力挑起不信教的人对他们的憎恨、敌意和仇杀。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中也习惯地使用&ldo;民教仇杀&rdo;，&ldo;教民、团民仇杀&rdo;之类的用语，实际上是把信教的人当成了&ldo;化外之民&rdo;。在反教的地方官绅的煽动下，不分皂白地迫害所谓&ldo;教民&rdo;，只是更把他们驱逐到洋人的保护伞下面去。

地方官绅既然只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反对洋教，所以在他们感到外国侵略势力反不了的时候，在他们看到容忍教堂势力并不会在根本上危害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再同曾接受他们煽动的群众一起继续斗争下去。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初），江西巡抚沈葆桢上报说：&ot;街谈巷议，咸谓官藉外国，威逼小民，人情汹汹&ot;1。他派员到民间私访，据报，私访者遇到的不知姓名的人说：&ot;官府绅士总是依他（指洋人--引者），做官的止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多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止做我们自己的事。&ot;2这个议论可以代表当时已经看出不可能依靠官绅来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下层群众的愤慨情绪。但是人民群众要完全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坏影响，正确地展开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实践和学习的过程。

（二）洋务派对教案的态度和天津教案

前文（第十章第四节）曾说到，在封建官僚中洋务派和反对洋务的极端守旧派虽然在要不要引进洋枪、洋炮、机器工业等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封建主义的维护者。从这个立场出发，极端守旧派固然对洋教的传播痛心疾首，洋务派也认为洋教是极其有害的。例如，洋务派的巨头李鸿章在同治六年（1867年）说：&ot;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ot;1这种议论和守旧派是大体一致的。

但是，从洋务派的有些议论中，却可以看出，他们对教案的态度一开始就同极端守旧派有所不同。极端守旧派一般都认为，因为国家没有办法制止外国人的传教活动和其他侵略活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纵容和利用群众的力量。满洲贵族醇郡王奕訢在同治八年（1869年）发表的议论可以代表，他主张：&ot;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夷酋向王大臣拄告，则以查办为词以缓之，日久则以大吏不便尽治一省之民为词以绝之。若谓该酋以利诱民，使无斗志，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ot;2。他以为这就是&ot;收民心以固根本&ot;的办法，其实是卑怯地企图利用群众力量来反对他们所痛恨的洋人。洋务派则认为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行不通的。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的议论同他的弟兄奕訢不同，他说：&ot;传教一事，实无良法箝制。若再过事迁就，教士教民，必将更事鸱张。且恐民间积恐已深，万一以诛杀教民为名，势必至衔恨之人群起而应。彼时事变既成，臣等无术羁縻，必至决裂。尤可虑者，民心既已煽动，后患不可胜言。&ot;1他们既害怕反教的活动招致外国侵略者的&ot;决裂&ot;，又担心&ot;民心&ot;煽动起来后引起的&ot;后患&ot;。他们认为断不能同外国侵略者闹翻，所以虽然口头说，不能对外国人&ot;过事迁就&ot;，实际上每次处理教案都是完全顺从外国人的意志，而宁可镇压群众。他们处理教案的办法常常遭到极端守旧派的攻击。但是极端守旧派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不真是敢于和能够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外国侵略者，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那个愚蠢的贵族醇郡王不过是以为可以用&ot;财货&ot;来煽动群众，把群众推到反洋人的第一线上去，并以为&ot;王大臣&ot;们可以用封建官场中习用的推卸责任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洋人。他们被洋务派讥为&ot;不识时务&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