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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章（第1页）

在有些地区，已经不只是突发的反教会暴动，而开始形成了持续性的反帝武装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进入山东时，著名的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会已经在这里活跃起来了。它组织群众，发展队伍，表现了武装反抗侵略的鲜明立场。同拳会有联系的大刀会也在鲁南的单县一带发展起来，它活动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交界的地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们在这地区焚毁外国教堂二十余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奉命派军队&ot;会剿&ot;，但没有能加以消灭。在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后，山东各地人民的反帝斗争更加频繁地发生。有人统计，胶州湾事件后约一年半间，山东人民为捍卫路矿主权，反对外国教会而进行的反帝斗争，多达一千余次1。在第二次革命高潮中，山东的义和团运动突然爆发不是偶然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广西发生了天地会首领李立亭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的檄文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ot;立誓驱尽洋人，以保卫华民&ot;2。起义的队伍曾发展到十一万人，先后攻占过梧州、郁林、容县、兴业、陆川、博白等地，遭到两广总督谭锺麟的残酷镇压。

同年七月，四川大足县爆发了余栋臣（&ldo;余蛮子&rdo;）领导的起义。他曾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发动反帝武装起义失败（见第十一章第三节），失败后他仍坚持斗争。二十四年春，余栋臣被官方逮捕，由他的同党营救出狱。他又宣布起义。他发出的檄文中阐述民族危机的深重：&ot;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ot;。他也痛斥清朝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但主张不分官民，一致对外，共同&ot;剪国仇&ot;、&ot;雪国耻&ot;，提出以是否反对外国侵略者作为敌友界限。檄文最后号召群众：&ot;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ot;3由于参加起义的地主分子蒋赞臣等人的影响，檄文中特别声明：&ot;但诛洋人，非叛国家&ot;；而且，起义过程中还用过&ot;扶清灭洋&ot;这样的口号。七月下旬，起义军在击溃前来&ot;剿办&ot;的官军以后，分路出击，起义的影响波及四川、湖北三十多个州县。面对余栋臣的声势浩大的起义，清朝统治者深感武力镇压的困难。因此一面进剿，一面由四川藩司王之春通过混入起义队伍的地主分子，实行招抚诡计。这个诡计终于获得了成功：招降了余栋臣，瓦解了起义军。这一&ot;胜利&ot;，显然使腐朽的统治者学到了一个乖：当群众的革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外国侵略者时，利用&ot;扶清灭洋&ot;这类口号来实行招抚是可能的。清朝统治者后来在对付义和团运动中，就是大规模地使用了这种&ot;抚&ot;、&ot;剿&ot;相结合的反革命策略。

生活在各个租界、租借地直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人民群众，也以抗捐、抗粮等形式掀起了一次次的反帝斗争。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广州湾人民的反帝斗争。

法国侵占广州湾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到十月，遂溪的海头、南柳各村人民（其中有不少三点会，即天地会的分子）自发起来，对法军军营进行了三次英勇的袭击。新任遂溪知县的李锺珏及一部分地主绅士也卷入了人民反侵略的浪潮。次年，李锺珏组织团练四千人。参加团练的和团练以外的群众又结合起来，先后在黄略村和麻章村两次同法国侵略军作战，每次都毙伤敌军官兵数十人。李锺珏表示赞助这种斗争。但是，清政府派往广州湾合勘界务的钦差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勾结法军镇压了遂溪人民的反帝斗争。苏元春早在中法战争后在广西同法国人办交涉过程中就被法国人收买。李锺珏描绘这个钦差大臣说，他&ot;所乘者法兵舰，所驻者法兵营&ot;，&ot;不啻一法国官员&ot;1。

农民群众在这次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按照李锺珏的叙述，遂溪团练的基本群众&ldo;皆田间耕作之农&rdo;，他们&ldo;心志团结，一意扼敌&rdo;，在遭到敌人残暴镇压时，&ldo;无一人肯披发左衽以从&rdo;。以李锺珏为首的一部分官绅，本来对人民的反帝斗争是采取&ldo;多方约束&rdo;的反动立场的。当他们自己面临&ldo;家室田庐，势将尽沦异域&rdo;的威胁时，&ldo;上念祖先，中顾己身，下视子孙，彷徨失所，举无所安&rdo;，他们这才跑到人民反帝的队伍中来。这个事实说明，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矛盾的突出和尖锐化，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下层官吏和中小地主企图利用人民的反帝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意识到，抓住民族斗争的旗帜，对他们有利。但这些人在参加斗争时，其态度是消极动摇的。他们&ldo;约束练勇，不准穷追逞杀&rdo;1，随时都准备同外国强盗妥协。他们采用&ldo;团练&rdo;这一传统的地主武装形式，也是为了把愤怒的群众纳入他们所容许的轨道上来。由此可见，中日甲午战争后，对外的民族矛盾和内部的阶级矛盾错综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发展趋势。

当人民反帝斗争浪潮涌起的时候，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群众斗争也燃遍了全国各个角落。

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年），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十多个省，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群众性的抗租、抗税、抢米风潮。在有些地方，这种反封建剥削的经济斗争还发展成为武装暴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二十一年（1895年）夏，广西的来宾、武宣一带爆发了陈沅湘、韦老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间，甘肃回族人民为反抗清朝的暴虐统治而发动了武装斗争，先后参加的群众达数十万人。二十四年十一月，江苏邳州农民领袖孟继善在呦鹿山率领数千农民起义。十二月，安徽涡阳、亳州一带又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由二三百人迅速发展到两万人，波及皖北各州县和江苏徐州、河南归德等地。据《国闻报》记载，这一年在广东、福建边境，有四万群众活跃于深山密林之中，&ot;各等旄旗绣以谋叛之词&ot;，并且&ot;深山之中，多有制造枪炮局火药局&ot;，准备武装暴动。《国闻报》不安地写道：群情&ot;鼓动异常，汹汹若叛，设使时事一变，必成星火燎原&o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