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局势由于苏俄的侵入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两个国家又是邻
国。现在戴高乐突然感到德国经常找麻烦,这点我是根本不理解
的。
记者问:您相信戴高乐会改变对德国的态度吗?是否可能出
现巴黎‐‐莫斯科轴心?
阿登纳回答:对,肯定的。但这与戴高乐毫无关系。戴高乐
也不会长生不老,在法国,共产党是所有政党中最强大的,而且
也是组织得最好的一个党。
记者试探地问: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趁戴高乐还健在的时
候,尽量争取时间,是吗?
阿登纳肯定答道:是啊,我们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好趁戴高
乐还健在,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巩固。这对我们确实是
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德国多项外交政策必须着眼于此。
可以想象阿登纳的这次公开谈话得罪了新总理艾哈德,也得罪了联邦政
府里所有的人。阿登纳捍卫了他自己的观点,也热情维护了他的朋友。对这
个拥有崇高声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
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的预言完全正确。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
因于选民的拥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
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
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
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
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信越降越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
主党的声望却不断在上升。
1964年11月,长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长海因里希&iddot;冯&iddot;勃伦塔诺去世了。
这对阿登纳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伤,他失去了一
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
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
&ldo;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rdo;。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
到1965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
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