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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第1页）

但是押解人员正抚摸着衣袋里的手枪的黑色枪柄。我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三个不喝酒的规规矩矩的哥儿们，三个文文静静的好朋友。

我擦了擦额头，我合上眼睛，我又睁开眼睛‐‐看见的仍是原来的梦境：一大片没有押解队陪伴的人群、我清楚地记得：昨天晚上我睡在监室里，明天又会回到监室。可是，几个拿着小钳子的检票员出现在我眼前：&ldo;您的票呢?&rdo;&ldo;那个同志拿着。&rdo;

车厢里人很满（嗯，当然是按自由人的标准说&ldo;很满&rdo;‐‐长椅下面，过道的地板上都还没有坐人呢）。既然他们告诉我路上要放随便点，那我就尽量随便了;我看见隔排有一个靠窗口的空位于，就坐了过去。而这个分隔里却没有押解人员坐的地方。他们只好留在原位上，从那儿像望情郎似地盯着我。在佩列波尔车站，我的小桌对面空出一个位子，可是一个脸庞粗大的青年人赶在我的押解员之前占据了这个阵地。他穿着羊皮大氅，皮帽，提着一只简陋但结实的木箱，我一眼就认出箱子是劳改营的产品，ade群岛&rdo;。

&ldo;唷!……&rdo;年轻人出了一口粗气。光线虽然昏暗，但是我看得出他满脸通红，说明他上车的时候经历过一番踢打。他拿出一个行军壶：&ldo;同志，来点啤酒?&rdo;我知道我的押解员在隔排坐位上已经疲惫不堪了。规定了不许我喝含酒精的饮料，决不能喝的。可是‐‐举止要随便。因而我就随随便便地说了一句：&ldo;行，来点。&rdo;（啤酒??啤酒!!三年来我一小口也没有喝过!明天在监室里可要吹吹：我喝了啤酒!）年轻人倒酒，我喝着，浑身因幸福而颤栗。已经黑了。车厢里没有电灯。这是战后的经济破坏时期。在车厢的隔门上挂着的一盏旧罩灯里燃着一截蜡烛头，一共四个分隔统共只有这一盏灯。我和这个年轻人差不多摸着黑像朋友似地聊着天。我的押解员不管怎么伸长脖子，在车轮的隆隆声中，我们的谈话他们什么也听不见。我口袋里装着一张写给家里的明信片。我马上就要向我的这位朴质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求他替我投进信箱。根据箱子判断，这个人自己也是蹲过的。但是他赶在我前头了：&ldo;你知道，我这个假好难请。两年都不给假，真不是人干的差事。&rdo;&ldo;什么差事?&rdo;&ldo;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个阿斯莫杰，蓝肩章，从来没有见过吗?&rdo;唉，见鬼，我怎么没有立刻猜想到?佩列波尔是伏尔加劳改营的中心，箱子是他强迫犯人白给他做的。这一切是怎样渗透进我们的生活的?两个分隔里有了两个阿斯莫杰都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加进第三个。说不定什么地方还隐藏着第四个?或许每排座位上都有?也许这个车厢里还有跟我一样的专门递解的犯人?

我的年轻伙伴继续在发牢骚，埋怨命不好。这时候我故意叫他摸不着头脑地顶了他一句：&ldo;可是你看管的那些人呢?那些平白无故地被判了十年的人‐‐他们松快吗?&rdo;他马上蔫下来了，一直到天亮也不再吭声：原先，在半明不暗中，他也模糊地看见我穿的是一身不完整的军装‐‐军大衣、军便服。他以为我不过是个当过兵的。可是现在鬼晓得我可能是干什么的?说不定是个行动人员?正在追捕逃犯?为什么我恰好在这节车厢?而他却当着我的面骂了劳改营……

罩灯里的蜡烛头渐渐消溶，但是仍然亮着。在第三个行李架上有个小伙子用令人愉快的嗓音讲述着战争中的故事‐‐真正的战争，书里不写的战争。他当过工兵，他讲的都是实打实的真事。原原本本的真实仍然能够传进一些人的耳朵，实在叫人高兴。

我本来也能讲一些事情……我甚至产生了讲的愿望……不，已经没有这个愿望了。我参加战争的四个年头像是被母牛的舌头舔掉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一切是真正发生过的，不想去回忆它。在此地的两年，在&ldo;群岛&rdo;上的两年，使我对前线的道路、战友的情谊淡漠了，对一切都淡漠了。这也许叫作以毒攻毒吧。

你看，在自由人中间统共才度过了几个钟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嘴不会说话了;我在他们中间十分无聊;我在这里束手束脚;我要自由地说话!我要重返家园!我要回到自己的群岛!

早晨，我把明信片志在行李架上：女列车员总会来擦车厢;她会拿去投在信箱里，如果她真的是一个人……

我们出了莫斯科的北站，走进广场。我的看守又是两个初次进京的，不认识莫斯科的路。我替他们决定乘&ldo;6&rdo;路有轨电车。广场中间的电车站挤了一大堆人，正是上班的时间。一个看守员上车找司机，给他看看内务部的工作证。我们一路上神气地站在司机台旁边，像是莫斯科市苏维埃代表，票也不打。一个老头要从前门上车，人家不许可：你又不是残废人，从后门上车吧!

我们在诺沃斯洛波达广场下车。虽然我这是第四次进布蒂尔卡监狱，它的内部平面图我毫不费力就能画出来，但从外面看到它，这还是头一次。哦，好森严好高大的两个街区长的围墙!莫斯科市民见到它的铁门张开大口的时候心都发凉。可是我却毫无遗憾地把莫斯科大街的人行道留在身后，像回家似地穿过拱顶的门洞，含着微笑走进了监狱的前院。我认出了那座主楼的熟悉的雕花木门。现在他们将要我面向墙壁立正（瞧，已经这样站着了），将要问：&ldo;姓什么?本名和父名?哪年生人?……&rdo;，这一套我早已不当一回事。

我的名字?……我叫&ldo;星际流浪者&rdo;!他们捆住了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却不受他们管束。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体进行过几小时的不可免除的处理程序（关隔离间、搜身、发收据、填写入狱登记卡、蒸衣和洗澡）之后，将会把我带进一个监室，它必定是一个双拱顶的房间，当中有一个拱门（所有的监室都是这个结构），有两个大窗，一个长橱桌。我将能遇到一些陌生的但一定是聪明、有趣、友善的人们，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知道的事，我也会讲给他们我知道的事。黑夜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不大愿意马上睡觉。

而吃饭的钵子上将压印着&ldo;市监&rdo;两个字（防止起解时被犯人带走）。&ldo;市监疗养院&rdo;‐‐我们上次就曾拿这几个字逗笑。这个疗养院是那些巴不得掉膘的脑满肠肥的官老爷们不大知道的。他们腆着大肚皮专程去基斯洛沃茨克，沿着规定路线做长途步行，做下蹲动作，连续出一个月的汗才能甩掉两三公斤的重量。而&ldo;布监疗养院&rdo;近在身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根本不用做什么体操，在这里只消一周时间就可以瘦下半普特。

这是屡试不爽的。这是绝无例外的。

世界是狭小的，简直十分狭小，这是监狱生活使人确信不疑的真理之一。诚然，&ldo;古拉格群岛&rdo;分布的面积虽是与苏联的国土相等，但其居民人口确是远远少于苏联人口。群岛居民的确切数字当然非如你我者所能查清。但是可以推定，同时居住在劳改营里的人数从来没有超出过一千二百万（一些人陆续地入土，&ldo;机器&rdo;不停顿地把新的人划拉进来），其中政治犯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六百万?‐‐这已经是一个小国家，瑞典或希腊。在那一类国家里，人们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因此毫不奇怪，当你走进任何一座递解站的任何一个监室，听一听，谈一谈，就一定会发现与同室难友有共同的熟人。（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单身囚禁了一年的江君，他蹲过苏汉诺夫卡监狱，挨过留明的殴打，住过医院，在这以后被关进了卢宾卡的监室。他进门以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灵敏的。君立刻迎上去对他说：&ldo;啊‐一我知道您!&rdo;&ldo;在哪儿?&rdo;r君回避地说：&ldo;您认错人了吧。&rdo;&ldo;一点没错。您就是那个美国人亚历山大&iddot;多尔甘，资产阶级报刊造谣说您被绑架了，塔斯社辟过谣。我当时在外头，在报上看到过。&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