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我梦见了莫斯科。
那些年,我做着平凡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能说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只遇到过一个,年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单位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陆游和辛弃疾的词上去。
我连文艺小青年都算不上,因为不会装逼。心情阴郁就会激发倾诉的欲望‐‐自己是唯一的听众。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最早记录在一本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后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换了好几本黑面抄。
认识卡佳老太太以前,我常去静安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室里坐上半天,看诗刊,看收获,看莫言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后来,思南路的顶层大屋就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我在为前途而彷徨,担心自己要困在一个平凡之地度过一个平凡人生。我害怕会像身边那些成年人那样,渐渐丧失腼腆,学会扑克牌和麻将,为了几百块钱或几包年货而争吵,在别人替你安排好的航道里随波逐流。
亲爱的小东西,当你为这些而恐惧时,也许你还有机会,如果连恐惧都感觉不到,那才是完蛋!她这样回答我。
于是,我给卡佳看了我所有的诗。
那天阳光灿烂而刺眼。我拿着宝蓝色封面的笔记本,还有碎米饭粘着废纸上的文字,发出浓郁的霉烂气味,交到她温暖的手掌心里。我的后背心在冒冷汗,害怕她会批评我,就像她直率的性格。什么狗屁不通的玩意儿啊?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糙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糙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