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尔基也是很复杂的,他有缺陷,但还是尽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蓝:当然,高尔基有特殊身份,布尔什维克买武器的许多钱都是他给的,他又是列宁的朋友,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威望很高。
三、高尔基与斯大林(3)
李:20世纪30年代,也是高尔基在中国威望最高的时候。有人把鲁迅跟高尔基比较,说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那只是从影响上讲的,其实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蓝:是不一样。鲁迅对民族性的探讨非常深,高尔基只看重知识分子,对俄国农民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愚昧、不开化,而农民在俄国占大多数。他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十月革命后竭尽全力维护知识分子,很了不起。但作为作家并未写出可以同19世纪俄国伟大作家媲美的作品。早期关于流浪汉的作品还是很好的,晚年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法看。不信,你找出《克里姆&iddot;萨姆金的一生》看看,能否还读得下去,而这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本书。鲁迅的作品不仅今天人们仍然爱读,每读还有启发。高尔基是革命的海燕,为革命而创作,如他的《母亲》,列宁就认为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他的威望随着革命的胜利越来越高。高尔基是当时政权所肯定的作家,鲁迅则是当时政权所否定的作家。
李:高尔基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斯大林合作,是不是与斯大林把他的地位抬得很高有关系?
蓝:最初没有作协,有的只有拉普等文学团体,中央不容易集中领导。1932年苏共把所有文艺团体都解散了,准备成立便于领导的各种协会,其中以作协最大。1934年成立作协,除了高尔基之外,谁也当不了主席,因此斯大林需要高尔基回来。高尔基是来自&ldo;底层的作家&rdo;,十月革命前已很有名气,加上他对布尔什维克在经济上的支持和与列宁的私交,十月革命后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第一作家。斯大林再抬也抬不到哪儿去了。斯大林要一统文艺界,需要高尔基出山。在一些文艺枝节问题上斯大林可以向高尔基让步,但要求高尔基帮他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权力上斯大林决不允许高尔基干预。一句话,斯大林需要的只是高尔基这块招牌。后来高尔基为加米涅夫说情,就是干预了政治,斯大林便同他翻脸了。
四、复杂背景中的历史群像(1)
李:最早读您的文章就是谈法捷耶夫之死的,他的性格好像比较复杂。过去一般把他看作简单地听从斯大林的&ldo;御用文人&rdo;,但读了您的文章后发现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他的悲剧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蓝:法捷耶夫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有自尊心,有才华。后来地位变了对作家同行不太好,他不得不充当斯大林的文学&ldo;总管&rdo;,斯大林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爱伦堡曾经有个比喻,说他与斯大林的关系是元帅与士兵的关系。他自己也说,他一生最爱两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斯大林,他一生最怕的两个人也是他们两个人。他的《青年近卫军》写青年们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寇,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后来他昧着良心修改了,写了党组织如何领导青年们在德占区同德寇战斗。但他自己对人说,这本书成了什么样子了?法捷耶夫是懂文学的人,却不得不执行违背文学规律的政策。他不相信总书记对作家的指控,但又不能不相信。他内心极为痛苦,只好借酒浇愁,终于离不开酒了。斯大林去世后,他一度振奋过,想改善党对文学的领导,还给赫鲁晓夫等人写过几封信,但他们不理睬他。他在极度绝望的心情下开枪自杀了。
李:他讲《青年近卫军》改得不成样子了,是在文章中,还是在书信里?
蓝:都不是,是在跟人的谈话中。他晚年跟非党作家或同文学毫不沾边的人还说一些心里话。
李:这样修改作品与中国作家也有些相像。为了满足领导的喜好和政治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不断修改作品。
蓝:但是这里也有所区别,法捷耶夫最后还是认清了斯大林的面貌。他只是不能不服从,而中国作家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改造得不够。在斯大林统治最严酷的年代,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等作家,仍写出像《大师和玛格丽特》、《切文古尔》等反映现实的作品。当时当然无法出版,后来都出版了,引起了轰动。他们写的时候坚信总有一天能出版。中国仿佛没有作家在&ldo;大跃进&rdo;年代写出真实反映&ldo;大跃进&rdo;的作品,准备以后出版。反映中国历次磨难的作品都是后来写的。
李:您对索尔仁尼琴和爱伦堡是怎么评价的?
蓝:索尔仁尼琴确实写过许多好作品,比如《伊凡&iddot;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开创劳改营题材的先河,震撼人心。《癌病房》也很好,《古拉格群岛》不是小说,而是对苏联专制制度各种表现的研究成果,不像文学作品感染力那么大。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在同朋友的通信中把斯大林跟列宁比,说了不少对斯大林不敬的话。胜利前夕被查出来了,克格勃当着他旅长的面把他的大尉肩章揪了下来。旅长说,你在乌克兰是不是有一个兄弟呀?旅长无法保护自己的部下,只能向他暗示一下。他这才明白事情就出在这上面。他被判了十年刑,经过炼狱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他的成名与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关系很大,《癌病房》本来是要发表的,但是特找不到他,他正躲在一个地方写《古拉格群岛》,耽误了发表。正在这时,作协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很不冷静,打印了二百五十封信,给代表们寄去,对苏联的图书检查制度猛烈抨击,说作协应该是保护作家的组织,而不是坑害作家的组织。这封信,在西方报刊上登了出来,苏联作协让他写文章声明西方登的信是对苏联的污蔑,可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封信并没有在苏联发表,我怎么写声明,你先登出来,我再写声明。这样,苏联作协主席费定就火了,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要处置他。同时,索尔仁尼琴的书在国外相继出版。苏联尽管对他猛烈批评,但是还是让他出国了。苏联在1967年有过一次真正的文字狱,即因为文字受审判刑的案子,又称为&ldo;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rdo;。两位作家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作品,作品内容并没有攻击苏联,审判他们就因为他们用笔名和在国外发表作品。这次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他们联名发表抗议,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在苏联,作家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还是第一次。判决后,仍向最高法院、最高苏维埃甚至苏共中央抗议。作家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经过这次抗争,苏联政权才没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激烈措施,1974年把他一家送出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