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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第1页）

在这些皇帝手下的大臣们，&ldo;一人之下，万人之上&rdo;，权力极大，骄纵恣肆，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在这一类人中，好东西大概极少，否则包公和海瑞等绝不会流芳千古，久垂宇宙了。可这些人到了皇帝跟前，只是一个奴才，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见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据说明朝的大臣上朝时在笏板上夹带一点鹤顶红，一旦皇恩浩荡，钦赐极刑，连忙用舌尖舔一点鹤顶红，立即涅槃，落得一个全尸。可见这一批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谈不到什么完满的人生。

至于我辈平头老百姓，日子就更难过了。建国前后，不能说没有区别，可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ldo;不如意事常八九&rdo;。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ldo;宰&rdo;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ldo;对不起&rdo;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

再说到我们这一批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一生中就难得过上几天好日子。只一个&ldo;考&rdo;字，就能让你谈&ldo;考&rdo;色变。&ldo;考&rdo;者，考试也。在旧社会科举时代，&ldo;千军万马过独木桥&rdo;，要上进，只有科举一途，你只需读一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淋漓尽致地了解到科举的情况。以周进和范进为代表的那一批举人进士，其窘态难道还不能让你胆战心惊，啼笑皆非吗?

现在我们运气好，得生于新社会中。然而那一个&ldo;考&rdo;字，宛如如来佛的手掌，你别想逃脱得了。幼儿园升小学，考;小学升初中，考;初中升高中，考;高中升大学，考;大学毕业想当硕士，考;硕士想当博士，考。考，考，考，变成烤，烤，烤;一直到知命之年，厄运仍然难免，现代知识分子落到这一张密而不漏的天网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生还谈什么完满呢?

灾难并不限于知识分子，&ldo;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rdo;。所以我说&ldo;不完满才是人生&rdo;。这是一个&ldo;平凡的真理&rdo;;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躁;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1998年8月20日

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

端正对待不同意见（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学术上不同的意见）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中国古话说：&ldo;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rdo;可见此事自古已然。

我对于学术上不同的观点，最初也不够冷静。仔细检查自己内心的活动，不冷静的原因绝不是什么面子问题，而是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自己的观点，自己心里十分别扭，简直是堵得难受，所以才不能冷静。

最近若干年来，自己在这方面有了进步。首先，我认为，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思想方法就是不一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是正常的现象，正如人与人的面孔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相同。要求别人的思想方法同自己一样，是一厢情愿、完全不可能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其次，不管多么离奇的想法，其中也可能有合理之处的。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是唯一正确的办法。至于有人无理攻击，也用不着真正地生气。我有一个怪论：一个人一生不可能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没有非朋友。我在这里不用&ldo;敌人&rdo;这个词，而用&ldo;非朋友&rdo;，是因为非朋友不一定就是敌人。最后，我还认为，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它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ldo;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rdo;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最近我编《东西文化议论集》时，首先自己亮相，把我对&ldo;天人合一&rdo;思想的&ldo;新解&rdo;（请注意&ldo;新解&rdo;中的&ldo;新&rdo;字）和盘托出，然后再把反对我的意见的文章，只要能搜集到的，都编入书中，让读者自己去鉴别分析。我对广大的读者是充分相信的，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如果我采用与此相反的方式：打笔墨官司，则对方也必起而应战。最初，双方或者还能克制自己，说话讲礼貌，有分寸。但是笔战越久，理性越少，最后甚至互相谩骂，人身攻击。到了这个地步，谁还能不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呢?这样就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中国学术史上这样的例子颇为不少。我前些时候在上海《新民晚报》&ldo;夜光杯&rdo;副刊上写过一篇短文：《真理越辨越明吗?》。我的结论是：在有些时候，真理越辨（辩）越糊涂。是否真理，要靠实践，兼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发怪论，我其实是有感而发的。

1997年

走运与倒霉

走运与倒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绝对对立的两个概念。世人无不想走运，而绝不想倒霉。

其实，这两件事是有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的，互为因果的。说极端了，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已经发现了。他说：&ldo;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rdo;老子的&ldo;福&rdo;就是走运，他的&ldo;祸&rdo;就是倒霉。

走运有大小之别，倒霉也有大小之别，而二者往往是相通的。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二者之间成正比。中国有一句俗话说：&ldo;爬得越高，跌得越重。&rdo;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吾辈小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天天忙着吃、喝、拉、撒、睡;操持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候难免走点小运，有的是主动争取来的，有的是时来运转，好运从天上掉下来的。高兴之余，不过喝上二两二锅头，飘飘然一阵了事。但有时又难免倒点小霉，&ldo;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rdo;，没有人去争取倒霉的，倒霉以后，也不过心里郁闷几天，对老婆孩子发点小脾气，转瞬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和眼前的那些大人物和大款们，他们一身系天下安危，或者系一个地区、一个行当的安危。他们得意时，比如打了一个大胜仗，或者倒卖房地产、炒股票，发了一笔大财，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ldo;固一世之雄也&rdo;，怎二两二锅头了得!然而一旦失败，不是自刎乌江，就是从摩天高楼跳下，&ldo;而今安在哉!&rdo;

从历史上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ldo;特色&rdo;，这在西方国家是找不到的。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ldo;昔西伯拘　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rdo;司马迁算的这个总账，后来并没有改变。汉以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铄今的杰作。像韩愈、苏轼、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从来没有过状元宰相成为大文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