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
虽有公卿向他进谏:“即使武皇帝(曹操),当年也不曾如此奢华无度,役民不止。”但魏帝丝毫不予理会,有人不断劝谏,反被他问罪斩首。
既然上有所好,臣子之中自然也就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人若能取日精月华之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现在可遣人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接储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露水混以美玉之屑,每天清晨调和服之,陛下寿龄便可延长百载,亦可保持少年之颜泽。”
魏帝变得益加喜好此种荒诞言论,其前途如何,不言自明。
魏国的运势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谋士良臣众多。自曹操以来,魏国就始终人才济济,民富国强。
司马懿此时已是魏国元勋之首,司马氏家族自然也随之显赫无比。他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谢世,魏廷以大礼对其进行国葬厚祭,遗职与勋爵之位由其子司马师继承。然而未过多久,司马师也相继亡故,其弟司马昭又继续承袭爵位职务。司马昭不仅就任大将军,权倾一时,威震四海,还获封晋王九锡,其势力直追魏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爵位,魏国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司马炎终于迫使魏元帝退位,自己称帝,创立了新王朝,他便是晋朝的武帝。
魏国自曹操以来历经五世四十六年之后,终于灭亡。事实上,魏国只比蜀国多存在了三年。
晋取代魏之后,之所以未立即吞并吴国,是因为一时对其还无从下手。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去世,但在继位的孙皓实行苛政引起南方各地暴动之前,建业城中仍有诸多善谋忠勇的群臣健在,吴国尚可凭借长江天堑与江东丰饶之地与晋抗衡。
但吴国一俟开始溃败,也如同长江流水一般迅疾。由于孙皓十余年的残酷暴政,吴国四世五十二年的基业在其手中毁于一旦。
水陆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望不到头的人马举着无数旌旗,旌旗上书写着一个新的国名——晋。
曾经三国鼎立的天下,终于统一为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