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4日,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岗村0户农民有18户的户主在场,只有关友德、严国昌两位户主外出讨饭,没有到场。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8年以前的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当时的有关政策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岗村就是分田单干了,队里的土地按人均4亩半划分,分了田的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第二年,岗全队粮食总产1。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花生)总产。5万斤,相当于过去0年的总和。岗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是800斤,过去年颗粒未交,当年上交4995斤,超额7倍多。由于生产发展,村民收入大大提高,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18倍。
而此时,在东北的林强生,在11月末的某天,这个寒冷的冬日,正在红旗公社下面的一个村子,第一次扩招自己的人马!
王国禧调试完了手表厂的设备,然后就开始精力旺盛的仿造国内著名的品牌手表,上海牌,制作了一批机械手表,总共块。
这款手表采用了和上海牌手表差不多的样式,只是表带采用了好制造的皮革表带。
王国禧马上赶到红旗公社,用公社电话打到了林向荣的办公室,然后找到了林强生,激动的让他马上来村子里一趟,看看他做的手表。
林强生自然很高兴,把车开得飞快,用了不到1个时就到了村子。当天,在王家的屋子里,林强生就和王国禧商量,第二天开始在村子里招人,先招十五~六个聪明肯学的青年,加上王国禧的两个儿子,王振强、王振军,一起把手表厂干起来。
因为现在村子里用电紧张,仅能够让几台机器运转的。按王国喜的估计,几个人、几台设备,如果原材料充足的话,每个月能生产上万块手表。
对这个产量,林强生已经很满意了,如果工人熟练了,那手表产量还能大幅度的增加。或者再多招一些人,也不是不行。
上海牌手表,现在卖15元一只。他的一块手表卖90元,林强生觉得可以了,甚至都觉得太暴利了。但是如果林强生低价售表,势必会造成对手表市场的强烈冲击,那又太高调了!
林强生不敢啊!
70年代末,谷牧副总理,手表的成本只有9元钱,卖到一百多元,利润丰厚,而且市场需求很旺,全国可以多搞几个厂嘛。
全钢防震17钻上海牌手表,15元。当时国家核定成本价为8。5元。如果记载没有错误的话,按9元算,那么上海牌手表的利润率竟然高达%!这样的利润率,简直就是暴利!
瑞士手表业业绩最辉煌的1968年,其利润率达到了80%。
%和80%相比较。。。。。。。
万恶的瑞士资本家,制造出了世界上最高品质的手表,其利润率不过区区的80%,而我们国内的手表利润却如此之高!而且这是国家几次调价,宣布手表不再是高价商品之后。
就算加上人工成本,生产设备折旧,每只手表成本0元,那也有6倍的利润。
林强生的手表厂,每月生产10000块手表,成本人工没人家的那么高,就算每只手表10元的成本,90元的零售价有80块钱的利润。
那1万块手表,一个月的利润就有。。。。。
林强生数着手指头,嘀咕道:“80乘1万=80万?!。。。80万元!”
无论林强生怎么算,好像都是每月80万利润的样子。想想这个惊人的钱数,林强生晕了。
“啥米倒布票啊!都光腚好了,全身都是我的表!”林强生在心中狂吼。
这天上午,村学门口旁边摆了一张桌子。村民们听后,都从家里跑了出来,围在门口看着热闹。
学大门的一侧,挂上了一块新的牌匾,“国禧手表厂”。
王振强手里拿着一挂鞭,站在旁边,林强生让他不忙。
“徐支书,来,咱们一起站在这,先照张相!”林强生从人群里请出了徐增良村支书,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了一台滨城仪表厂生产的df1型孔雀牌照相机,交给了一位村里的伙,并教了他怎么照人,怎么按快门。
伙战战兢兢的拿着照相机,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东西,更何况亲手拿着!
他端着照相机冲着三人,怎么摆姿势都不得劲,干脆前脚弓,后腿蹬,弄了个射雕的姿势。围观的群众,嘻嘻哈哈的看着伙滑稽的动作,乐得够呛。
徐增良高高兴兴的被请到王国禧和林强生的中间,大笑着道:“我嗦,乃们这个还挺隆重哈!”
“咔嚓”
照相机轻响,三人站在蓝天下校门前,欢声笑的样子,成为了一段珍贵的记忆。
照完了相,鞭了起来,噼里啪啦的声音中,国禧手表厂正式开张了。手表厂叫这个名字,还让王国禧师傅很是激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