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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12月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ldo;野战邮政为替&rdo;也称作&ldo;野战邮政储金&rdo;,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ldo;邮政储金&rdo;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ldo;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rdo;。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第34节:战场医疗(1)

25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ldo;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rdo;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ldo;红十字联合会&rdo;,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ldo;协赈所&rdo;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ldo;丝业会馆筹赈公所&rdo;的名义,在报上发布&ldo;劝募北洋医院经费&rdo;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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