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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3章（第1页）

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划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

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民国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讦说：&ldo;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rdo;1。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ldo;革命党消&rdo;，第二步应当是&ldo;革命军消&rdo;。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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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说：&ldo;各同志见都督（指黎元洪）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rdo;。见该书，页272。

2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页53。

3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页63。

1居正：《梅川日记》。转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225。

1李作栋和辜仁发的回忆录。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85；第一辑，页192。

2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28。

1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86-387。

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287。

1《武昌开国实录》下册，页58。

2同上书，页59。

1《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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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除湖北以外其他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

由于各地方的群众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由于革命力量以外的各个社会势力（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势力）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革命，所以在各个省份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来，一个省的省会的情况可以代表、或起影响于全省各地，但实际上，许多省在省会以外的各地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况。这里，主要根据各省在革命浪潮中省政权的演变情形，把它们分成几种类型。

湖南和贵州是一种类型。在这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群众性的起义，推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是他们的政权不能保持下去，不久就被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革命政变所篡夺。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声中表示和革命派合作，但随即就充当了扼杀革命派的凶手。

先说湖南。长沙起义的领导者是焦达峰（1887-1911）。他是湖南浏阳人，出身地主家庭，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并在长沙高等普通学堂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1906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且是共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共进会原来指望湖南、湖北同时发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焦达峰开始在长沙建立机关，主要从事联络会党，也做学界和军界中的工作。

湖南的争路权的运动，像四川一样，立宪派的绅士们起了领导的作用。以谭延闿为议长的省谘议局成为争路权的中心机关。宣统三年（1911年）春，湖南的绅、商、学界组成&ot;湘路协赞会&ot;，坚持粤汉铁路商办的主张，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这年四、五月间，为了抗议清朝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长沙举行万余人的集会，修筑长沙到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停工进城，参与到巡抚衙门的请愿，各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罢课。由于清政府坚持卖国政策，立宪派中的有些人和在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趋向于同革命派合作，接受革命的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革命派立即策划响应。这时，驻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协中，已有不少士兵参加革命。协助焦达峰做军队工作的，主要是曾在湖南新军中任排长，因有革命倾向而被开革的陈作新。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同省谘议局的议员董锳、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发难的办法。这些立宪派人士赞成发动新军起义，但认为一定不要&ldo;扰乱秩序&rdo;，反对运用会党力量，而且主张以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为起义后的都督。这种主张是焦达峰等人所反对的1。湖南巡抚余诚格感到新军内部不稳，把黄忠浩的巡防营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决定把全部新军限期撤离省城。这使得革命派不能不在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力量尚未应召赶到长沙来的时候，马上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