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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第1页）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接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微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　号叫&ldo;黑面木偶&rdo;）。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ldo;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rdo;。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ldo;围剿&rdo;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悼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ldo;王、毛成亲了&rdo;。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ldo;主席大便了&rdo;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iddot;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九八四年春夫，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面，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思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ldo;文化大革命&rdo;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