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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1页）

在1943年1月以前，他并未担任&ldo;总司令&rdo;，这一点是属实的。但是，按此论断就会低估他所担任职务的重要作用。当时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或师的司令官。潜艇部队是德国海军舰队的主体，而邓尼茨就是这支潜艇部队的长官。在战争的头几年，舰队在公海上发动了几次规模较大，但却轰动一时的攻势。盟国和中立国被击沉的几百万吨船只表明，几乎只有德国海军潜艇使敌方遇到了沉重打击。受命指挥这种战争的就是邓尼茨。海军总司令部仅保留了决定各个海域配备潜艇数目的权力。例如，在关于入侵挪威的问题上，他曾于1939年10月提出建立潜艇基地的建议，而现在他却申辩说，这些建议充其量不过是供参谋部研究的草案而已。1940年3月，他给潜艇后各部队下达作战令，有关这一点业已在本判决书的另一处提及。

雷德尔曾推荐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希特勒在1月30日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这些事实对评价他在德国作战指挥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希特勒同样很清楚，潜艇战是德国海战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希特勒从1943年1月起，几乎不断地向邓尼茨征询意见。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他们两人在战争进程中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大约有一百二十次。

另外，正如他亲自供认的，在1945年4月份战争已经渺无希望的这一时刻，身为总司令的邓尼茨却仍然要求海军继续作战。1945年5月1日，他成为国家元首，他即以元首身分下令国防军继续在东部地区作战，直到1945年5月9日投降为止。邓尼茨解释说，发出上述命令的原因在于保证德国平民的撤离，并使德国军队有条不紊地从东部地区撤退。

法庭认为，经过调查的证据表明，邓尼茨参加了侵略战争的领导。

邓尼茨被控违反1936年海军协定而进行全面的潜艇战，德国曾参加上述协定，它承认，1939年9月3日起，德国谱艇就全然无视伦敦协定而对商船进行全面的潜艇战，而且根本不顾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船只。此外，起诉方面还报告说，在整个战争期间，邓尼茨始终费尽心机掩饰上述做法，其手段是伪善地大谈国际法，还诡称盟军方面违犯了国际法。

邓尼茨坚持说，德国海军始终执行了国际法和伦敦协定。邓尼茨作证说，在战争爆发时，潜艇战是严格遵循德国虏获条例进行的，而这一条例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照抄伦敦协定的。他曾按照德国人的观点指示潜艇对下列船只发起进攻：所有有护航舰护航的船只、拒绝停驶的船只或是在潜艇视界内使用无线电设备的船只。后来，他接到报告得知：英国商船被利用以无线电传递消息，商船配备了武装，而且袭击在其视界内的潜艇，他便在1939年10月17日命令他的潜艇不必提出警告袭击所有敌船，并说明这是考虑到敌方会进行还击。在此以前，他就已在1939年9月21日发布了袭击所有在海峡中无灯夜航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此类船只在内。

1939年11月24日，德国政府对中文国的航运发出警告，内容为：鉴于潜艇与盟国的商船经常在不列颠群岛周围水域及法国沿海发生冲突，这些商船均已武装并奉命使用武器、冲撞潜艇的指示，因此，中立国行驶于该水域中的船只的安全无法再得到保障。1940年1月1日，德国潜艇舰队司令部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命令潜艇在不列颠群岛周围水域内袭击一切希腊船只（美国已禁止它的船只在该水域内航行），并袭击在布里斯托尔海峡封锁区内的任何国籍的商船。五天以后，又对潜艇下达命令，在北海的一个特别划定的海域内，&ldo;立即对所有船只不加限制地使用武器&rdo;。1940的1月18日，最后授权潜艇，可以不经警告&ldo;击沉靠近敌国海岸线水域并有可能在该处敷设水雷&rdo;的一切船只，但美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船只除外。

战争爆发后不久，英国海军部按照1933年发布给商船队的指示手册武装了商船，让其在多种情况下采用武装护航，指示他们在遇见潜艇时，用无线电报告所在位置。这样就把商船纳入了海军情报的警报系统。1939年10月1日，英国海军部宣布业已命令英国商船在可能的情况下撞击潜艇。

根据上述事实真相，法庭不能宣判邓尼茨对英国武装商船队进行潜艇战是有罪的，然而宣布上述地区为作战区和击沉驶入该区的中立国商船则另当别论。在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中，德国就曾使用过这种方法，在不列颠联合王国也曾采用这种手段进行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曾利用这些地区作战，人们正是在完全了解这一情况下举行了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签定了1930年的伦敦协定和1936年的海军议定书。然而议定书并未对战区作出例外规定。因此，法庭认为；邓尼茨关于不经警告就击沉驶入上述地区的中立国船只的命令是违反议定书的。

另据控告，德国潜艇非但未履行议定书中的警告条款和营救条款，而且邓尼茨还蓄意命令杀害沉船中的幸存者，不论是敌国的还是中立国的，均一律对待。起诉方面还联系邓尼茨发布的两项命令（即1936年发布的154号作战令和1942年发布的所谓&ldo;拉科尼亚&rdo;命令）提出了大批证据。辩护方面反

驳说：这些命令以及因此而提出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事态果真如此，并为反证提供了大量证据。法庭认为，经过调查的证据并不能确凿地说明邓尼茨曾蓄意下令杀害遇难船只中的幸存者。这些命令无疑是语意含糊的，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