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小说网

第100章（第1页）

一年以后，我作为《明星》杂志社编辑在涉及当代史的题材中越来越经常地碰到鲍曼的名字和他的活动。在此期间他已成为德国报刊和国际报刊上经常引起轰动的人物，已成为&ldo;会飞的哈尔柏斯塔特人&rdo;，他像传说中的&ldo;会飞的荷兰人&rdo;一样，神出鬼没地周游全世界，然而谁也逮不到他。据说，下面这些人都发现过他的踪迹：

1945年7月，作家海因里希&iddot;林瑙在一列开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火车上发现了他；

1947年，国际海员工会秘书约瑟夫&iddot;克利曼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他；

1950年，一个丹麦记者在非洲，一个英国人在阿根廷，一个德国记者在西属摩洛哥发现了他；

1951年，前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保尔&iddot;赫斯莱因在智利发现了他；

1952年，一位前纳粹装备部官员、弗朗西斯派神甫在罗马发现了他。

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不断传来新的、越来越离奇的故事。1959年柏林地方法院总检察长由于怀疑鲍曼在策划无痛苦致死术方面、在这害犹太人方面、在全面推行&ldo;焦土政策&rdo;方面作为同谋犯，犯下了大量杀人罪，为了防止鲍曼漏网，对他进行了侦缉。两年后这件案子移交法兰克福州高级法院检察机关办理。黑森州政府悬赏十万马克，凡是能够提供线索，从而有助于侦查到被告的行踪、居住地点和把他引渡回国的人都可以得到这笔奖赏。首先，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iddot;鲍威尔深信：无风不起浪。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关在阿根廷绑架了阿道夫&iddot;艾希曼。在审讯他的时候，艾希曼估计鲍曼还活着，于是弗里茨&iddot;鲍威尔便更加起劲地去寻找鲍曼。

一方面有重赏，另一方面撰写耸人听闻的鲍曼故事又可以捞到大笔稿酬，这诱使越来越多的打猎者参加搜捕工作。1964年1月，埃里希&iddot;卡尔&iddot;维德瓦尔德向《明星》杂志投来一篇关于鲍曼的稿件。据说他曾同这位希特勒的秘书一起逃出被包围的柏林。现在这位秘书同其他纳粹分子一起住在巴西原始森林的一个大种植园里，由枪法高明的贴身警卫保护着。维德瓦尔德答应帮助找到他。《明星》杂志的两名记者飞到了巴西，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等待建立联系，但白白等了几个星期。一年以后维德瓦尔德不得不在法兰克福法院的一次审讯中承认，他的故事是编造的。

由于这次上当受骗，《明星》杂志总编辑部对如此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的鲍曼产生了兴趣。有人问我，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ldo;肯定不是在南美，&rdo;我说，&ldo;我将从最后有人看见过他的地方开始去寻找他。&rdo;同一天我飞往柏林。

第三帝国最后一位全国青年领袖阿图尔&iddot;阿克斯曼已向我提供了一些和报刊上的报道大相径庭的消息。我知道了他在盟军情报机关那里关于鲍曼案件所作的口供。我们一起乘车前往苗尔特车站。他指给我看，他发现鲍曼和希特勒的贴身医生路德维希&iddot;施图姆普费格尔两人躺在天桥上的地方，他们当时已经没有生气了，‐‐他故意没有说死亡，‐‐因为&ldo;我不是医生&rdo;。他准确地叙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阿克斯曼对这两个人很熟悉，所以，他不可能认错人。我也相信他不会撒谎，不会替活着的鲍曼打掩护，免得有人继续追捕他。因为他们两人是死对头。我暗自思忖：

如果这个天桥上果真出现过两具死尸，那么，必定有人要把它们抬走。在柏林有一个机构，名称叫做&ldo;前德国武装部队阵亡将士遗属通知服务处&rdo;。当我找到它时，它便一如往昔，迅速而热情地帮助我。该服务处没有关于鲍曼的记载，但是，大概有施图姆普费格尔的。在文件中有一封四十号邮局（勒尔特车站）局长1945年8月14日致格尔特鲁德&iddot;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的信的抄件（加盖了公章证明无误）。霍恩吕兴，疗养所，挂号，随信还附有十一张照片。信的内容如下：

&ldo;非常尊敬的施图姆普费格尔夫人：今年5月8日本局工作人员在横跨残废人大街的天桥发现了一具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倒下的一名战士的尸体。根据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证件判明，死者名叫路德维希&iddot;施图姆普费格尔。由于我们不得不假定死者是您的丈夫，所以我把这个令人非常悲痛的消息通知您，同时对您所遭受到的巨大的损失表示由衷的同情。您的丈夫已于五月八日同其他几个战死的士兵一起被安葬在柏林西北第四十区残废人大街六十三号阿尔彭村（前全回展览馆公园）的墓地。从死者身上找到的遗像将立即给您寄去&rdo;

负责寄送邮包的职员什么也不知道。在战争结束时，他们的同事埋葬过战死的士兵。但这已经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在这里执行勤务的人对于武装部队来说多半已经大老了。还有人说，有四个邮局职员曾被叫去挖坑埋尸。其中有一个人现在还活着，他的名字叫阿尔贝特&iddot;克鲁姆诺夫，他把我领到躺过死尸的那个地方，这也正是阿克斯曼发现死尸的地方。不过在那些天他们身上的财物已被抢劫一空了。克鲁姆诺夫告诉我，身材较高的那一个人只穿一件新的白内衣，另有个较胖的人，穿一件军灰色制服，但没有佩带军衔标志。他们穿的靴子被脱掉了。他和他的同事们根据一个红军战士的指示用担架把这两具尸体抬到附近的展览馆地区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