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有人喊我:
&ldo;尹科长!&rdo;
这是乔干事的声音,他和溃散的部队也奔向我眼前那道沙陵。我站了一下,又歪跌下去,腿像抽了筋剔了骨似地绵软无力,像一切棉花……
他们以为我受了伤,过来两个人,把我拖起就跑。
夜幕降落下来。我们踩着深没脚踝的细沙踉跄前行,温度骤然下降,我又感到了祁连山里的寒冷。
乔干事跟我形影不离地走着,颇有相依为命共度患难的意愿。
张干事的死在我们两人的心灵上投下暗影。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刚刚还跟我开玩笑,前几天还打算跟乔干事摆开战局一决雌雄,眨眼间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尽管天天面对着死亡,我仍然不相信是真的,总以为一觉醒来,张干事又出现在面前。
第二天,我们沿着电线杆子向西北方向走。太阳渐渐升高,戈壁滩的温度又骤然上升,好像走的是一盘鏊子,下面有烈火烘烤。我们都张口喘气,嘴唇干裂得出血,布满豆粒大的燎泡。漠风像热流把灰沙喷到我们身上,鼻孔、嘴里灌满沙粒,汗水冲着脸上沙泥,喉咙里塞着一块火炭,向外喷吐着青烟。
在我们前边一个战士走着走着,&ldo;扑通&rdo;一声跌倒在沙里,死了。不知是渴死的还是累死的。
乔干事的水壶里还有一点救命水,我们沾了沾嘴唇。谁也不多讲话,总想多保存一丝生命的津液走完最后的路程。
我们一行十三个人,数我的职务最高。除了乔干事和一位姓赵的连长外,都是战士。
地方工作科的专业,给我带来了许多当地的生活知识,我知道,在茫茫大漠里行军,即使有指北针,也很难说就能走出漠地。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沿着电线杆子走。这是用时间、科学、生命勘探出来的路线,沿途能找到水源和居民点。
我们在一个叫大泉的地方,喝足了水,还请当地居民给我们做了一餐面片吃。我们不敢休息,生怕马家骑兵跟踪追来。
我们十三人,除了还能踉踉跄跄走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了,我的左轮枪已经空无一弹,我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把三颗子弹一齐打光。两米距离,当胸一枪就够了。战争中的一切作为都不能用正常逻辑解释。就像那个匪兵,如果他猛然扑向我,我很可能打不中他的要害,他站着,好像作恶太多,希望我把他杀死。
赵连长的驳壳枪里还有三发子弹。七支步枪有三支空枪,其他四支总计有九发子弹。我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重新分配,怕引起纷争,只能听其自然。此外还有三把卷刃的鬼头刀。我那把刺刀丢失在张干事身边了。
此时的感情,接近于麻木,就是我们在此时此地全部倒毙,也不会引起一丝哀伤。一死无大难,到这种时候似乎什么也不在乎了。可是,肉体里残存的生命力却异乎寻常的强烈,求生之愿像隐隐火苗在脉管里燃烧。即使还有一口气,我们也绝不愿倒下。
我们不分昼夜,沿着电线杆子向前走。我一边走,一边数电线杆,作为奋进的目标,心想:再走一根,我就要倒下了;可是走到后,扶着它喘息一会儿,又下决心:我还可以再走一根。
赵连长把电线杆名之曰:决心杆;乔干事名之曰:生命线。
我们又走了一天,到达了&ldo;搞油桩&rdo;,这简直不像个地名,在总部的地图上却标着它。
当地居民告诉我们,再走三十里,就是星星峡了。
星星峡,有的图上标着猩猩峡,哪个正确,无从可考。这是从出祁连山就默念的名字,它几乎天天引起我们的遐想,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向往着麦加和麦地那。
我从总部的地图上看见过它。
新疆驻有盛世才的部队。无疑,他是一个地方军阀,他为什么倾向革命,吴永康部长向我作过简略的介绍:
盛世才是东北人,青年时代,张作霖送他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后,在国民党的总司令部当参谋,而后,当了蒋介石行营参谋处的代理科长,郁郁而不得志。他辞去南京的军职,随挚友鲁效祖到了新疆。
当时的新疆主席是金树仁。鲁效祖是他的秘书长,极力推荐盛世才的德能,希望予以重用。金树仁很讨厌军人入新,不愿接见,碍于秘书长的情面,才让盛担任卫队营的教练。那时,在新疆,盛是唯一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人。他给金树仁的印象不坏‐‐谦恭、尽职、无野心,不久便委任他为军官学校的教官。
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哈密民变,如火燎原。金树仁派兵镇压,省军屡战屡败。不得已而重用盛世才,委任他为参谋长赴东路作战,挽回颓势。一九三二年委他为东路总指挥,深入南北山作战,当时马仲英负伤回关内,盛军转战于吐鲁番、鄯善等地,屡战屡胜。一九三三年马世明的回回部队逼近迪化,金树仁又调盛世才带兵回援省城。
此时,金树仁大势已去,内部分裂,于四月十二日发生政变。盛世才为了取得省督办一职,支持了政变者。金树仁被推翻之后,盛世才又杀了政变分子而摘取了政变之果实。
盛世才并未能独霸新疆。他虽握有兵权,地位仍岌岌可危。南疆早就处在割据状态,迪化政权鞭长莫及;北疆仍归马仲英的势力统辖;许多金树仁的旧部也都纷纷起来反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