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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第1页）

木陈忞，广东茶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修行，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住持宁波天童寺。他编过《新蒲绿》诗文集，抒发不满清朝统治的情绪，但后来投靠清廷。有人写诗讽刺他说：&ldo;从今不哭新蒲绿，一任煤山花鸟愁。&rdo;木陈忞是比玉林琇伴帝更久、影响更大的名僧，也是一位政治和尚。顺治十六年（1659年）九月应召入京，第二年五月南还。木陈忞在京8个月，受到顺治帝尊崇，下榻于西苑万善殿，被赐封&ldo;弘觉禅师&rdo;尊号。顺治帝尊称他为&ldo;老和尚&rdo;，以师礼事之，自视为弟子。一次顺治帝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guà）念，那我就要出家了！可见木陈忞确有一套手法，使皇帝受他摆布。两人除了参禅问佛以外，还道古论今，臧否人物，评议时政，话题广泛，语意投机。他称赞顺治帝&ldo;夙世为八股时文、诗词书法，以及小说《西厢记》、《红拂记》等&rdo;，是和尚转世来的。顺治帝对木陈忞的书法非常赞赏，誉其楷书是&ldo;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rdo;，赞他是&ldo;僧中右军&rdo;。顺治帝对他讲过一些心里话，如想出家、终宵失眠、身体瘦弱等。后来雍正皇帝不满于木陈忞记事文字中有不少漏泄顺治宫廷秘事，对其后世弟子加以打压，致其衰落。他有《弘觉语录》、《百城集》、《北游集》等传世。

溪森，广东博罗人，父黎绍爵曾任明朝刑部侍郎。溪森出家为僧后，作为玉林琇的大弟子，足足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京说法，伴帝最久。溪森与顺治帝相处时间最长，奏对默契，甚得帝宠，顺治帝曾多次欲封他为禅师，溪森因师父玉林琇已获此号，师徒不便同受封号，竭力奏辞。顺治帝亲笔大书&ldo;敕赐圆照禅寺&rdo;的匾额，命杭州织造恭悬于昔日溪森住持之浙江仁和县龙溪庵，以示荣宠。

这些和尚宣扬的佛法理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顺治帝治国的压力，而真正让他下决心放弃万乘之尊皈依佛门的，还是董鄂妃的死。

董鄂妃之死，对顺治帝的打击是致命的。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22岁的董鄂妃因承受不住失去幼子之痛，在承乾宫病死。顺治帝悲不欲生，&ldo;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rdo;。顺治帝辍朝五日，追谥董鄂妃为端敬皇后。在景山建水陆道场，大办丧事。将宫中太监与宫女30人赐死，让他们在阴间侍候端敬皇后董鄂氏。命全国服丧，官员一月，百姓三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椿殿主持董鄂后火化仪式，顺治帝为董鄂氏收取灵骨（骨灰）。顺治帝让学士撰拟祭文，&ldo;再呈稿，再不允&rdo;。后由张宸具稿，&ldo;皇上阅之，亦为堕泪&rdo;。以顺治帝名义亲制的《行状》数千言，极尽才情，极致哀悼，历数董鄂氏的嘉言懿行，慧品洁德。

顺治帝失去董鄂妃后，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有记载统计，从该年九月到十月两个月中，顺治帝曾先后访问溪森的馆舍38次，相访论禅，彻夜交谈，完全沉迷于佛的世界。最后命令溪森为他剃度，决心&ldo;披缁山林，孤身修道&rdo;，就是要放弃皇位，身披袈裟，孤身修道。溪森起初劝阻，顺治帝不听，最后只好帮顺治帝剃光了头发。这一下皇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大怒，下令叫徒弟们架起柴堆，要烧死溪森。顺治帝无奈，只好答应蓄发，溪森才得免一死。后来溪森临终时作偈语说：&ldo;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rdo;就是说的他同顺治帝的特殊关系。溪森死后，弟子为他编辑语录，书名《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

这件事过去不久，顺治帝又听从玉林琇的建议，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八里庄慈寿寺，从玉林琇受菩萨戒，并加封他为&ldo;大觉普济能仁国师&rdo;。有一次顺治帝和玉林琇在万善殿见面，因为一个是光头皇帝（新发尚未长出），另一个是光头和尚，所以两人相视而笑。顺治帝问玉林琇：&ldo;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rdo;就是说，释迦牟尼，舍去王子的豪华生活，29岁出家，经过苦行，在菩提树下&ldo;成道&rdo;，成为佛教的始祖；达摩（菩提达摩），南天竺人，舍弃王位，面壁九年，为禅宗始祖。自己要效仿他们。玉林琇回答：&ldo;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rdo;就是劝阻顺治帝不要出家为好。

这次谈话两个月后，宫内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消息，皇家办丧事，噩耗传天下。

三、患痘而逝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驾崩，年仅24岁，实际寿命只有22岁11个月。正当青春年华的皇帝居然这么快就去世了，所以他的死因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他去世前频繁接触僧人寺院，多次表示想出家的愿望，所以人们猜测最多的，就是他是不是没有死，而是出家了。

持顺治帝出家说者，举出三个证据：其一，文字之证‐‐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其二，事实之证‐‐康熙帝奉太皇太后屡幸五台，必有所为；其三，文物之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两宫西狩，道经晋北，供御器具，地方无从措备，借自五台佛寺，宛然内廷器物，更相信寺中必为帝王所居。我在下面一一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