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通向星洲旅馆,招牌在二楼窗外的骑楼上高挂,帐台就在二楼楼梯口。打开门,冷小曼站在门背后。他刚想伸手去抓她旗袍袖子下露出的那段胳臂,她就侧身避开。而等到他挠着鼻子(用那只刚缩回的手),刚堆起讪讪的笑容时,她又突然扑上来搂住他。
她喝过一点酒,桌上有酒杯,有酒瓶,她的嘴里有酒味,而她不太喜欢喝酒(很少去碰餐桌上的酒杯)。他假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假装完全被动地亲吻。她的动作里有太多的兴奋,像是因为刻意而显得过火的表演,他假装自己的手是完全自然地滑落,从她的后颈一直滑落到她的腰下。
幸亏他假装,幸亏他装得不明就里,反应迟钝,要不然他对她的举动所产生的误解就会让他错失一些东西,错失聆听她的故事的难得机会。她很快就从他怀里退身(幸亏他没有使劲抱她)。
窗外飘荡着从留声机喇叭里传出的高亢戏白。间或有琴弦拨动,咿咿呀呀,还有响板,与无休无止的牌九噼啪声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因为走过许多路,也因为刚刚那短暂而激动的拥抱,小薛的衬衫下全是汗,而她的旗袍腋下也有一小块深色斑渍。
她告诉他的故事可谓悲欢离合,他从前以为只有小说里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这样难以抉择的处境。他很难相信判决爱情有时候就是判决生死,他也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被自己的处境逼迫着走出那样许多路(往深里想,他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一刻他觉得自己错失良机,有一刻他觉得自己不该听她述说,他可以简简单单,做一点更加轻松的事,然后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他怕自己落到陷阱里,再也不能回头,他觉得自己离开那个陷阱只有一步之遥。
二十七
民国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
冷小曼找不到别的办法。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要说服他与老顾见面,组织上出面找他来谈谈。&ldo;要争取让他成为我们的同路人&rdo;。还要确保安全(对他的身份我们至今没有把握)。
况且她还有一件为难的事,她对老顾说了谎。宝来加号船舷旁他们偶然遭遇,此前她并不认得小薛。他们俩并不是旧相识,她对组织撒谎。她当然不是要他来帮忙圆谎‐‐
也许她可以再主动些。她还是有点把握的,多多少少‐‐
她感到惊奇,如果说开始时她还是在扮演某个受难圣女的角色,怀疑自己的激情,乞求观众的尊重……可她自己却越来越深入情境,如同一场戏剧性冲突在内心展开。最终演变成一场无休无止的辩论,一方是她自己,另一方也是她自己。她想感动别人,却先把自己给感动,她想让事实变得更有说服力,结果却是逼迫自己越来越诚实。
她说到她对汪洋的崇拜,他的敏捷,他的热情,他的才华洋溢的演讲。她也谈到他的霸道,以及他在监狱里表现出的勇气。她爱他么?她问自己(目光同时扫向她的听众),并给予肯定的回答。但是后来一但是后来,她斟酌着词句,因为这是困难的段落,因为她从未对别人说过这些,甚至包括组织。后来她才发现,汪洋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他身边的一切都成为他的工作的一部分,都是次要的附属物。他对所有人都同样热情,对许多女同志都充满热情,但同样,所有其余的热情都是次要的,唯一要紧的是工作。
她失望过么?她在内心里问自己(就好像小薛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探究)。然后断然回答,她根本就来不及失望。她和汪洋同时被捕,她告诉小薛,大逮捕,组织被整个破获。刚进监狱吃的那些苦头,她不想说太多,不知为什么,她认为说出那些事来,会让她在小薛面前丢脸。就好像那些事实在太丑陋,以至任何人只要稍稍沾上它,都会觉得丢脸。
她已完全入戏,暗自祈求观众的响应。她希望小薛适时提出问题,好让她有机会再次审视自己,好让她有机会辩白。她告诉他曹振武提出的条件,她告诉小薛:&ldo;他说以当时的形势,以他当时的身份地位,要把她从那里捞出来,唯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自家人,只要她是他的太太,他就有理由说服人家释放她。&rdo;她希望小薛支持她,或是反驳她,嘲笑她的软弱,但他只是沉默。像是个预先已对表演者充满崇拜之情的好观众。
这一次,她希望由薛来提出那个问题,那么‐‐曹振武提出这条件(或者说她一开始的拒绝),到底与汪洋的死有没有关系呢?那样她就可以辩解说,曹振武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担保她不敢对组织说,但她希望能告诉小薛。她有过怀疑,戈亚民问她那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时,她曾细细思量,她询问别人汪洋牺牲的具体日期,回想天气,云彩和风,回想士兵的军装,掰着指头排算,努力想要确定汪洋的牺牲,是不是正在她先是拒绝继而接受的那段日子里,或者能够排除也好。她怀疑是因为她自责,在她已变得十分模糊的记忆里,她最后接受曹振武的求婚,是因为他告诉她汪洋早已牺牲。她恍恍惚惚‐‐不是思绪而是一种纯粹的感觉‐‐回到过去,好像再次置身于那间军法处办公室里,好像再次体验(也许只是她的想象)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为此她鄙视自己。
在她的预计里,小薛一定会说‐‐按照他的性格,那不是你的错。他会安慰她,对她说,你是毫不知情的,汪洋的死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希望他能这样来宽解她,虽然她会讨厌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