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小说网

第105章（第1页）

王莽天凤元年（14年），益州郡发生了以僰人为主力的反莽大起义，王莽调动大军前来镇压，并把胜休县改称胜僰县，说明滇国的主体民族正是僰人。由于僰族居住在宜于农耕的坝子地区，所以与汉民接触最多，逐渐融合，后来僰族在史籍中越来越少见，即因已与汉人融合的缘故。所以今川滇地区的汉人血液中搀杂着不少的优秀僰人的成分。

三、濮族

参加过周武王牧野誓师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中，以濮族人数最多，而且分布地域广阔。因濮族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故有百濮的称号。濮人建立的濮国原在江、汉一带，与同属濮族的楚国为邻，后遂为楚吞併。史家言及楚国境内的民族时，先称之为濮，继称之为越，即因濮、越同源之故。

濮人因不堪楚国的压榨，曾多次起义反抗，均无成就，濮人建立的庸国也被楚吞并。战国时，楚用吴起（前384‐前381年），&ldo;南平百越，北并陈、蔡&rdo;。因为当时在江东立国的越尚在，故楚国境内原濮人小国都称百濮，濮人的居地，东连吴、越。公元前334年，楚终于灭了越国。楚国派到夜郎、滇国去的将军庄蹻，因归路被秦截断，他及带去的将士都留居滇地，与当地各族人民混居。

秦汉三国时，濮人遍及今西南各省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临邛县有布濮水（河名，在今四川邛崃县西南）；&ldo;濮（地名，在蜀郡）出好枣&rdo;。布濮水流经处和濮都住有濮人。扬雄和左思前后各写有《蜀都赋》，都提到&ldo;百濮&rdo;。说明两汉三国时蜀地濮人甚多。《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

以上所提到的越，即百越系的濮或僚族。&ldo;滇濮&rdo;指以滇池为居住中心的滇人，滇人为百濮的一支，滇人的习俗，如喜欢用铜鼓，住&ldo;干栏&rdo;等，与濮人相同。句町，也是濮人的一支，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东南部、贵州西南部及广西西北部一带。夜郎国的主体民族为僚人，《太平御览》卷171引唐梁载言《十道志》谓&ldo;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rdo;《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言夜郎竹王&ldo;有才武，遂雄夷濮。《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称夜郎人为&ldo;夷獠&rdo;，可证夷獠即&ldo;夷濮&rdo;。《三国志》卷43《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言蜀汉马忠、张嶷平定南夷刘胄的叛乱后，&ldo;牂牁、兴古獠种复反&rdo;。证明今贵州与云南东南部有僚人。《华阳国志》卷3《蜀志》言&ldo;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塚&rdo;。堂狼县在今云南东北部会泽、东川、巧家一带。汉武帝时，滇王在同姓劳深、靡莫的怂恿下抗拒汉使者吏卒。滇及劳深、靡莫为濮僚族类，则益州郡（蜀汉改建宁郡）固多濮人，故《三国志》卷43《李恢传》所言蜀汉南中赋税出自叟濮，自不待言。滇西之永昌郡尤多闽、越、濮、僚族类，僚即骆越，《魏书》卷101《僚传》谈到僚人习俗如住干兰、用铜器、能卧水底似以鼻饮水、死者竖棺以葬等多与骆越相同，说明系同一族类。僚人与其人口众多的同族骆越住地相距极远，表明越人分布区异常广阔，故史书称之为&ldo;百越&rdo;。如上所述，濮亦有&ldo;百濮&rdo;之称。濮、越实为同一族类。

总之，秦汉三国时，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两大族系，一是氐羌族系，如昆、叟、青羌、邛、筰等属之；一为百越族系，如濮、僚、賨（賨族即板楯蛮，汉时很活跃，三国时史书甚少提及。故未叙述）、等属之。

一、山越

《三国志》卷64《诸葛恪传》载：

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猨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蠭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

以上一段材料，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提到民族差别，甚至连族名都未涉及。到孙权采纳诸葛恪掠夺山民充兵的计划时，拜恪为抚越将军，领丹杨太守，说明《诸葛恪传》所指系越族。可见当时汉越之间的民族界限已显得若有若无。其中所谓&ldo;逋亡宿恶，咸共逃窜&rdo;，显然是指因反抗孙吴的统治而逃避赋役的汉人。不屑说，山民大多数是已经大致汉化了的越族遗民。史言山民好武习战、敢于反抗强暴。官兵前往镇压，他们惯于用待机伺隙、集中突击和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此，封建统治者难以令其就范。吴越之地自古即出铜铁，山民能铸造兵器，食物以粮谷为主。《诸葛恪传》叙述恪降伏山民的方法是：&ldo;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谷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人。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rdo;。可知山民的生活方式与务农为生的汉民并无二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史书上经常不称越民而只称山民。山民与汉民的区别，主要在于山民不给孙吴统治者当兵纳粮。由于山民已基本丧失民族凝聚力，所以便不足威胁到孙吴政权的生存，往往被具有军事知识的将领所征服。如同一般史料所昭示，好像纠纷只是从镇压的官军和逃避赋役的山民之间产生，实际，质朴的山民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只能受大小头目的摆布。孙权称帝后，鄱阳太守周鲂为了谲诱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曾写了假降信，言：&ldo;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rdo;，以便由他转授给鄱阳山越诸魁帅，奖励他们叛吴投魏。由此可知山越中的大小头目是够多的。他们为了霸占山民的劳动果实，自然不愿看到山民出来为吴国政权当兵纳税。所以封建史书所述吴政权与所谓&ldo;山越&rdo;的矛盾，主要还是吴政权和山越上层分子争夺人力物力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