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兴义府长大的张之洞,经常亲眼看到贫病交加的贵州老乡流落街头、逃荒讨饭的情景。一年到头,光倒毙在知府衙门外的饿殍就数以百计。兴义府所属各县的苗民常常闹事,身为知府的父亲一面弹压,一面也同情,在饭桌边对家人说:&ldo;苗民没饭吃,没衣穿,受苦受罪,闹事也是逼出来的。&rdo;父亲的这些叹息,深深地印在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中。
青年时代回直隶老家参加乡试,后又去河南巡抚衙门做幕僚,再后来又去浙江、湖北、四川,从西南到京畿,从江南到荆楚,张之洞所到之处,民不聊生的多,富裕小康的少;人心浮动的多,安居乐业的少;怨声载道的多,歌功颂德的少。真的是国本松动,民心可虑呀!
身为大清詹事府官员,理所当然应当借东乡一案的典型事例,将&ldo;民心&rdo;二字的重要向太后、皇上指出,这实在是关系到大清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也是身沐皇恩的大清臣子对朝廷的最大忠诚。张之洞想到这里,凛然提起笔来继续写下去。丰厚的学养,过人的记诵能力,使得他在引经据典这方面,一向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我朝深仁厚泽,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二事:一曰赋敛轻,一目刑罚平。赋轻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告诫群臣,凡官吏蒙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又下令严禁加派。康熙五十二年,圣祖特颁&ldo;永不加赋&rdo;之谕。此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
辟,乃列圣相传之心。顺治十年,圣谕告诫: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务必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敕刑部,所押罪犯,凡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二十四年又规定,凡官吏犯有贪污之罪,概不宽免。
接下来,张之洞又列举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朝对几个大案件的慎重处理事例。因为惩治了贪官污吏,故而赢得民心,在史册上留下美誉。这些先例应是这次处理东乡冤案的借鉴。最后,张之洞倾注满腔之情,为这道奏章收了尾:
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发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愿皇太后、皇上深惟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心可畏,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圣裁!
搁下笔,张之洞这才发觉肚子已饿了,对着窗外大叫&ldo;开饭&rdo;。王夫人笑吟吟地走过来告诉丈夫,全家人为等他吃饺子,中饭已足足推迟一个时辰了。
吃完饭后,张之洞在小庭院里散着步,思维仍没有从东乡案件中解脱出来。东乡发生的这一起四百多条人命的重大惨案,完全是人为的,县令孙定扬、提督李有恒负有主要责任,不杀这两个人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达到为这起冤案平反昭雪的目的。上午的奏章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一点,而这个体现四川通省士民的要求必须上达天听,请求圣旨批准。因此,很有必要再附一片。
张之洞匆匆结束散步,走进书房,又拿起笔来。正要动笔时,关于东乡之案的另一方面的情况突然浮出脑海。而这,又恰恰是这几年来无论定案,还是复审时都被各方忽视了。张之洞在四川时就听说过,前两天杨锐、何燃、黄奇祥也说到了。原来,此案发生前还有这样一个过程。
光绪元年春天,一股对苛政不满的情绪,开始在东乡县四乡农人中蔓延,大有酿成事端的可能。绥定府知府易荫芝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县令孙定扬下乡查访实情,并主张减轻勒索。缓解民怨。孙定扬拒不执行,反而向川北镇请求派兵镇压。易荫芝派人飞驰川北镇,止其发兵。又派署太平县令祝士棻前往东乡。祝士棻与四乡农人和谈,并签字画押,遵守共同订下的条款。东乡民情有所缓和。不料,孙定扬向省垣告易、祝二人的状。于是总督文格派出总兵谢思友带兵前往东乡。谢思友到了东乡后知道农人并非叛逆,遂施行安抚之策。后来,易、祝、谢三人均遭弹劾,由提督李有恒、县令孙定扬一手造成了那场惨祸。
张之洞认为,这个惨痛的教训应该给人们以重大的启示,即负有地方之责的官员,必须时刻关注民情,应制止事件于刚萌芽的时候。如此,则不易出现难以收拾的大变。东乡之事,若按易荫芝的办法去做,早减捐勒,则不会恶化。另外,同一件事情,处理方式不同,也会引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若遵照祝士棻的方式去做,与乡民相约画押,各自信守,则将会平静地解决纷争。若按谢思友之法,安抚闹事之人,则能消去怨气,也不会使事端激发。可惜的是,三个有识的官员,却被无知的庸吏给排挤了。
张之洞想,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向朝廷报告,一定要表彰在东乡事件中那三个见识卓越而遭到不公平弹劾的好官。这对各省各级官吏都是极好的教育,从提高办事才能、整顿吏治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比平反一个东乡冤案更显得重要。
张之洞提起笔来,为附片拟了一个&ldo;陈明重案初起办理各员情形片&rdo;的题目,然后笔走龙蛇,把自己的这段认识急速地草拟出来。
掌灯时光,杨锐风尘仆仆地回到张府,向老师禀报了两天来外出活动的情况。
这两天,杨锐拜访了一位川籍御史、两位川籍内阁中书,又在一个中书的引导下,拜访了一位川籍户部侍郎。这些官员对东乡冤案都予以同情,但鉴于复审仍维持原判,又都认为要翻过来是件棘手的事,不能急,只能慢慢寻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