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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3章（第1页）

朝廷把李鸿章手下擅长办洋务的官员丁日昌（他是潮州人）派到广东去，帮同地方官办理此事。为了完成让英国人进潮州城的任务，丁日昌同广东地方官一起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们通过潮州的绅士们制造舆论，&ldo;由绅士刷印公启，挨户遍分，使之晓然于逞忿开衅之不祥，违旨恣行之非法&rdo;。又通过绅士们维持地方治安和控制群众，在潮州城内设立了十三个&ldo;局&rdo;，&ldo;每局雇勇一百名，各派绅董约束，如一隅有事，即惟该局之绅董是问。&rdo;还把&ldo;平日造言生事之詹大吉等六名，借他故次第弋获，使喜事之徒，有所儆惧。&rdo;经过这样的周密的准备后，英领事及其随员在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安然无事地进了城，地方官绅和他们酬酢交欢，八十多岁的绅士邱步琼等特别去拜会英领事，使&ot;该领事尤为欢欣鼓舞，谓官绅真能款我以礼矣。&ot;官绅们还同意英国人在城内&ot;设立公馆，常相往来。&ot;1

潮州进城问题的&ldo;解决&rdo;，可以说明，沿海地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地主阶级，得风气之先，已经追随卖国投降的清朝政府，放弃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连温和的反对派也不当了。

与此同时，在较晚接触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内地，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地方上有权势的豪绅直到地方官员，往往在当地开始兴起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运动中充当带头人或幕后策动者。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湖南已有地主绅士刊行反对天主教的书籍，散发攻击天主教的檄文。江西的绅士立即加以翻印，&ot;刷印数万张遍贴省内外通衙&ot;2。这时法国的传教士正拿着总理衙门给的执照来到湖南、江西活动。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南昌发生了群众捣毁教堂的事件。发动和参加这次行动的主要是在省城应考的生童们，他们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受省城的影响，南昌东南的进贤县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同时，在湖南的湘潭、衡阳等县，外国人设的教堂，相继被群众烧毁或拆毁，其情节也大致类似。例如在湘潭，据湖南巡抚说是&ot;倡首滋事之人，查系阖郡生童，乘考聚集，一时乌合。&ot;1这些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在北京向总理衙门交涉，借端进行勒索。江西、湖南省当局为此而处分了一些县官，给法国人赔了银子，并划给了建造教堂的土地或代为重修被毁的教堂。两省官方都表示无法捉拿到为首闹事的人。这几次斗争，如果不是由当地有权势的绅士策动，也是他们所支持的。

偏僻的贵州省，在这时发生的教案甚至还是地方官员所促成的。贵州提督田兴恕、巡抚何冠英曾向全省官员发出公函，号召驱逐外来传教的人：&ldo;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rdo;2田兴恕是个年轻的军官，他在咸丰十一年指挥地主武装烧毁青岩的天主堂，杀死四个信教的中国人。到了同治元年，开州知州戴鹿芝，利用当地地主武装和外国教堂间的纠纷，杀死了一个法国传教士和五个中国教徒。这些案件涉及拥有兵权的地方大员。法国人起先坚持要把田兴恕处死，清朝政府感到十分为难。在同法国人反复进行讨价还价后，清朝政府除了要地方上付出巨额赔款外，把田兴恕撤职，充军到边地，才算了事。

以上所说湖南、江西、贵州的几次教案发生的时间还是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前。这以后，从同治四年（1865年）到八年（1869年）这几年间，在这几个省份和其他若干沿海和内地的省份的许多地方，层出不穷地涌现带有群众性的反外国教会的斗争。四川东部的几个县的斗争尤其激烈，并具有代表性。

法国人在重庆设立了川东主教，他所派出的传教士在川东各地进行活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感。在这些地方，豪绅地主势力向来很大，&ldo;团防&rdo;（即地主武装）是官方所依靠的一个重要力量。在酆都、彭水、西阳各地几乎连年不断地发生以团防武力为主体的反对洋教的斗争。同治四年（1865年）和七年（1868年）有两个法国传教士在西阳先后被杀，教堂被毁。法国人认为这些事件都是在地方官员纵容下地方绅士主使造成的，要求严办。为了解决同治四年的事件，西阳的豪绅抓了一个叫冉老五的人作为替罪羊，处以死刑，并且筹款八万两银子赔给法国人。这些赔款当然要分摊到一般居民头上，所以清朝官方说：&ot;治罪之外，又令不滋事之人，代滋事之人摊赔银两巨万，以致众心愤怒不平，&ot;就又继续酿成新的&ot;仇杀巨案&ot;1。同治七年的事件发生后，法国公使进一步胁迫清朝政府，认为必须严惩地方官和地方绅士，甚至要求处分四川总督。清朝政府特派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入川处理此案，并处理接着发生的贵州遵义的教案。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ot;遵义县城鸣锣聚众，将新城老城封闭，经堂学堂医馆尽行打毁&ot;，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死于此役2。这次遵义的反教运动的主力也同样是地方豪绅领导的团防力量。

由于法国主要利用天主教向中国各地，包括比较偏僻的内地，发展其势力，所以绝大部分的教案都与法国有关。法国侵略者经常宣称，教案的发生是由于清朝政府无力约束地方的官绅，所以他们要自己来处理。例如同治五年（1866年）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说：&ot;照得南方有数省之官员及各该处绅士富豪通同一气，欺凌陷害传教士及习教人，本大臣不得不派本国兵船到各处所，俾该处官员及劣绅富豪悉按和约，保护教务。凡法国兵船到处，必须该处官员及绅士富豪，至少每日供给兵船费用一千两。&ot;1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正在李鸿章奉派入川处理川、黔教案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出京，到天津带同兵船到上海，并进入长江，到南京、安庆、九江。一路上清朝地方当局对法公使奉命唯谨，按照他提出的要求，付出一笔笔银子来了结当时在安徽、江西各地发生的教案。最后，法国公使到了武昌，声称还要入川。湖广总督李鸿章连忙从四川赶回武昌，向法公使报告他对西阳教案的处理情形。李鸿章本来在川时已经把一个据说是杀外国教士的凶手砍了脑袋，并和法国人讲妥赔银一万八千两，但法国公使认为不够。结果李鸿章承认赔银数增为三万两，并且接受法公使的要求，把被认为是西阳反教会行动的后台的一个豪绅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这样才算把西阳教案了结。至于贵州遵义的教案，最后是以赔银七万两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