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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第1页）

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属于所谓&ldo;行新政&rdo;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泻而下。这些诏书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属于文教方面的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等等。但诏书的发布并不等于事实上的执行。任免各省督抚的权力，并不操在光绪皇帝，而操在慈禧太后的手里。各省督抚对于小皇帝要他们办的和要他们提出意见的新政事项，一概都置之不理，或者作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光绪皇帝通过他颁布的诏书所要实行的新政究竟是什么性质，将在后面去分析。无论如何，这些诏书总是给人以一种印象：传统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不能照旧不变了。维新派的两个巨头康有为和梁启超相继受到皇帝接见，至少使维新主张不再被认为非法。这在全国的官绅和知识界中不能不引起巨大的震动。议论新政，高谈变法，成为一时的时髦的风气。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送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七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还下了一道上谕说：&ldo;国家振兴庶政，兼采西法，诚以为民立政，中西所同。而西人考究较勤，故可以补我所未及&rdo;。这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说：&ldo;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rdo;。这是说一定要变法行新政。又命令各省各州县官员要切实进行宣讲，务必使&ldo;四月二十三日以后所有关乎新政之谕旨&rdo;做到&ldo;家喻户晓&rdo;1。这道诏书是谭嗣同起草的，所以维新派的色彩特别浓厚，但这时已经快到百日维新的末日了。

康有为在颐和园进见皇帝时，光绪皇帝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但他无权去之，也势难尽去。康有为替皇帝划的策是：&ldo;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rdo;2。康有为后来把他的这种主张概括为：&ldo;吾向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旧&rdo;3。也就是说：不是革旧更新，而是留旧增新。他所希冀的只是靠皇帝之力让维新派逐渐挤进政权里去，在旧的官僚机构身旁设立一些并行的新机构，逐渐地使实际权力落到新机构的手中。这种方针只是极其懦弱而幼稚的梦想，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在百日维新中，从中央到地方全部原有的官僚机构丝毫未动，而且守旧势力的总头子慈禧太后还俨然驾凌于皇帝之上，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点哪怕是小小的改革，也只能是空谈，而不能真正做到。

像光绪皇帝不断发上谕一样，康有为也不断地上奏折。据他的学生麦仲华说：&ldo;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rdo;4。在上奏折最勤的期间，几乎每天发出一封。这些奏折绝大多数毫无成效。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渐渐地感到不耐烦了。他向哥哥说：&ldo;办此琐事无谓&rdo;，&ldo;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rdo;5

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令赏给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这算是实行康有为所说的擢用小臣建议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四个人虽然只是以&ldo;章京&rdo;（办理文书的官员）的名义进入军机处，但毕竟这是处于靠近皇帝的地位。光绪皇帝把各方有关新政的奏折交他们审阅，并由他们草拟诏书。一时这四个人在官场上被视为颇有点权势的人物。不过时间很短，只有十五天，百日维新结束，他们都掉了脑袋。

对于军机四卿的政治面貌，值得说一说。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的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县人，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他在十九岁时因父亲做官而到兰州，继又入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以后近十年间游历各地，除西北几个省外，到过直隶、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对于国势民情有了很多见闻。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在上海读到了许多翻译的西书。受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更加发愤提倡新学，主张变法。他虽不是康有为的学生，但非常佩服康有为。他的政治思想在有些方面比康、梁激进一些，例如，他勇于揭露君权的残暴，敢于说：&ot;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ot;1。不过他自己并不能做叛逆者。他在思想上是个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过渡人物。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办理新政，担任南学会的学长，因而有点声望。他鄙薄科举，他的父亲花钱给他捐了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光绪皇帝在宣布实行新政后就召他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