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是不是出什么事把她吓得这样,所以心里更加着急,问她出什么事了。
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
我又问:&ot;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ot;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ot;我怀孕了。
&ot;&ot;怀孕?&ot;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ot;怎么可能呢?&ot;&ot;我上午去医院了,&ot;你母亲摇摇头说,&ot;没错的,已两个多月了。
&ot;我徒然地在房间里徘徊,思考,我知道,这并不是个正常的喜讯,你母亲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
我不需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让我们做&ot;只要其一&ot;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每个战士最最害怕面对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ot;他知道吗?&ot;我问。
&ot;谁?&ot;&ot;大海。
&ot;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ot;他去缅甸了。
&ot;&ot;什么时候能回来?&ot;我想这种事情应该首先让孩子父亲知道。
&ot;不知道,&ot;你母亲说,&ot;才走的,也许还要很久。
&ot;我又问:&ot;现在有谁知道?&ot;她说:&ot;没人知道,就你和我。
&ot;我问:&ot;你打算怎么办?&ot;她说:&ot;你看呢?&ot;我说:&ot;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
&ot;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的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
但会议不是我和你母亲可以召开的,我们只有等着它开,无权召开;只有老a或者代老a才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老大),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
有一天,我去&ot;小洋楼&ot;给郑介民送文件,经过你母亲办公室时,我故意干咳两声,通告你母亲我来这里了,如果有事她会设法与我取得联系的。
我们当时有种约定的联系方式:只要你母亲在楼道的大厅里给人算扑克牌命,就说明有事,我就要注意接收信号。
我不知你母亲从哪儿学得了一手算命术,反正算得很有名堂,很像回事,一度在保密局内&ot;名声鹊起&ot;,说她算的命比夫子庙的天觉和尚还要准。
那时候,找你母亲算命的人很多,我听说毛人凤还专门悄悄找她算过命(肯定是受秦时光蛊惑的结果),甚至只要她一出现在哪个休闲场所,有人就会缠她算命。
这使她结识了很多人,得到了很多意外情报。
当我从郑办公室退出来,经过楼道休息厅时,我看见好几个人围着一张茶几和你母亲,我就知道她一定在用扑克牌给人算命,其实在等我去接收&ot;信号&ot;。
我马上围上去,故意生出点儿声音让你母亲知道:我已出来。
这之后,你母亲一定会暗暗地给我摆一副牌,这副牌的开头肯定是三张任意连着的菩萨牌(即j,q,k),就像电台联络开始的呼号,呼叫对方注意抄收。
随后出现的一系列数字牌即为报文(菩萨牌没有内容,可以置之不理),我用脑子记录报文,回去将相应的奇数换成偶数、偶数换成奇数,然后就可照着明码电报本翻译出报文。
由于只能默记,报文总是很简单,一般是几个字,或者词组。
那天她发给我报文的内容是:灭火勿念,意思是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
但是谁让她作出这决定?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每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也许要是她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就会有相反的愿望。
这很可能。
两天后,我们在舞会上再见面时,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提起了那个令人肝裂肠断的话题,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冲动什么的。
我还说到战争可能很快就会结束,意思是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保留下来。
我话没说完,就感到你母亲短暂地抽泣了一下,一滴眼泪滴在我衣襟上。
过一会儿,她告诉我,这不是她自己作出的决定,她已和组织取得联系,是组织上,是老a,做出了这决定,她仅仅是服从而已。
老a!老a!!那时刻我对这个满脸蛮横的老a不可抗拒地产生了恨意,在不满和不安之中,我想,我们这位老大也许就像毛人凤一样,是冷酷无情的;也许是信念使他变得冷酷无情,但即便这样我也不觉得他有多么可敬可爱,因为一个人的痛苦——我至今还记得你母亲说那话时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神情——已使我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