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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程，我终于到达了香港。为了避免被日本人认出和暗杀，我用的是一个假名——赫伯特·奥思本，而且特意取道欧洲而来。自从我出版了《美国黑室》一书后，因为书中对日本搞的阴谋诡计做了揭露，我在东方已上了黑名单。所以，请我去拿“中国黑室”俸禄的中国当局，只好将我偷偷运进中国……

多年后，亚德利就这样开始回忆这段生活，写了一本叫《中国黑室》的小册子。不乏有人对这小册子横加指责，骂亚德利是个“虚荣的人”，因为他“以写小说的方式”记录了这段生活，“完美地塑造了自己”，贬低、污辱了他身边的所有中国人，对个别令他有好感、不想贬辱的中国人——比如陈家鹄，以“只字不提的方式”冷漠处置。有众多的资料表明，亚德利在重庆期间至少和五位女性（三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先后有过“非凡的关系”，但在他的回忆中，他摇身变成一个“坐怀不乱的圣贤君子”。亚德利一生“著述颇丰”，但文字的真实性令人忐忑。破译大师把自己的一生变成了“密码”，让后人费尽心机去猜测他文字背后的真实与虚伪。

作为开天辟地的一代破译大师，有关亚德利的生平资料如今遍地都是，过去的秘密被时间的阳光穿透、照亮。美国作家詹姆斯·班佛是记者出身，作品多以情报机构为题材，对亚德利的身世、经历深有研究。一九八三年，被美国国务院禁令锁在抽屉里四十余年的《中国黑室》小册子终获解禁，可以公开出版。班佛应出版社之邀泼墨写了序言，详细记述了他了解的“美国破译之父”。文章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起笔，旁征博引，追古思幽，足见作家对情报领域涉猎之深和与亚德利先生之“过往甚密”：

在华盛顿以北二十英里、占地超过一千公顷的米德堡里，坐落着自由世界最大的情报机关——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个由杜鲁门总统在一九五二年秘密创立的机构，默默地将全世界的私人、商业、外交和军事通信传递到一个“秘密城市”。“城市”由十二座安保森严的钢筋水泥庞然大物组成，其中，行动总部大楼即将成为仅次于五角大楼的全联邦政府第二大独立建筑物。

行动总部大楼的内部可能是地球上电脑密度最高的地方，电脑所占的空间不是以平方米计算，而是以公顷。在这里，每张薄薄的镭射光碟存有数以亿计的数据；上千公里的磁带构成了豪尔赫·路易斯·波黑士笔下的无穷图书馆，疯狂地加密和记载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知识和资讯。

为了还原这些复杂的密码，国家安全局使用了cray-1这样尖端的计算机，每个记忆体每秒可以传送高达三千二百万个词语（相当于两千五百本厚的三百页的书），以及可以将这些书以每分钟两万两千行的速度印到无限长的纸卷上的镭射打印机。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安全局的科研工程组将会实践那些听起来很奇怪的概念——约瑟夫逊结逻辑、磁性气泡、模拟光学计算、声光互动电荷传送器，等等，使得一秒钟内可以进行一千兆个操作。

然而，在远远早于有cray-1诞生之前，甚至早于国家安全局成立之前，就有一个很有远见的年轻人开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他拥有的只有一个敏锐的头脑，他的名字叫赫伯特·亚德利。

在沉闷的密码与破译世界里，亚德利绝对是一个色彩鲜明、活力十足的人物。他的奔放不羁，与修道院的工作环境格格不入。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三日，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西南部一个名叫沃辛顿的小镇，年轻时的业余爱好是扑克，后来他能破解外国密码的天赋很可能得益于此。事实上赌牌或许没有破解外国密码那么神秘，但绝对不比那个更容易。除了竞选学生会主席、编辑校报、担当足球队长以外，他经常流连当地一个叫蒙提的酒吧，向“咸佬东”和“磨蹲山”学两招儿，或者在沃辛顿的其他十来个酒吧和三个桌球室操练他的副业：赌牌。

高中毕业后亚德利去了芝加哥大学。但一年之后辍学，他回到沃辛顿，子承父业，做了一个铁路报务员。很快，他不能忍受这个日复一日收发货运时间、客运订单的单调工作。一九一二年，二十三岁的亚德利放下电报钥匙，登上了一列开往华盛顿联邦车站的火车。

抵达华盛顿不久，即十一月十六日，亚德利又开始读起了电报。不过这次他的窗外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印第安纳平原，而是白宫南糙坪的网球场：亚德利在国务院找到了一份每周十八点七五美元的差使，当上了外交通讯的电码译员。在电报机与共鸣器断断续续的低鸣中，亚德利开始惊叹到底有多少个像他一样的电码译员，每天复制和翻译大量的机密文件，因为他知道其他国家也同样在加密外交电报。他突发奇想：美国政府为何不雇用破译员，专门破解其他国家的密码呢？

不久，亚德利从国会图书馆里借阅了几本有关解密的书籍后，利用国务院的电文开始练习破译。他惊喜地发现，他可以在两个小时内破解一个由特使豪斯上校发给威尔逊总统的私人电报。既然他可以这样轻易地破解美国的密电码，他确信自己也可以破译其他国家的。于是他起糙了一份文件给他的上司大卫·萨勒曼，一表心意。萨勒曼吃惊之余，找来其他的加密电报做试验，亚德利无一例外，都轻易破解了，从而为他赢得了崭新的人生。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德利被从国务院调到陆军部，组建军情八处（i-8），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工作。亚德利很快向情报破译部门证明了他的重要性，并从上尉升到少校。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停战的一年多时间里，军情八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总共破解外国政府一万零七百三十五条电码。战争结束后，亚德利奉命留在法国首都组建一支附属于“巴黎和会”的美国密码破译小组。

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亚德利回到美国，开始争取军情八处能在和平时期继续其破译工作。他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局长的密码局，编制大约是五十个破译员，预算为十万美元。几天后，国务院及陆军部同意共同出资成立这个机构。五月二十日，这个后来被广泛称之为“美国黑室”的部门问世。在历经多次重组和演变后，这个机构最终成为今日的美国国家安全局……

巩予炎和罗荔丹的译笔实属上乘，但无法改变亚德利多舛的命运。随着哈伯特·胡佛入主白宫，任命保守的享利·史汀生掌管国务院，亚德利辉煌的事业步入了尽头。新任的国务卿以“绅士从不偷阅他人信件”为由，永久性地关闭了美国黑室，把亚德利当不良分子丢在了社会上。这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亚德利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此情况，詹姆斯·班佛依然不乏了解：

一九三六年，一系列的小冲突似乎暗示世界即将经历又一次的大战：德国把军队开入了莱茵非军事区；佛朗哥在西班牙举起了叛乱的大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给美国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欧洲现在的形势，这比我们有生之年的任何时期都要黑暗。

在亚洲，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七月底攻陷北平和天津；随之而来的是对上海的狂轰滥炸，以及南京大屠杀。随着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带领他的军队后撤，并将首都移到遥远的重庆，他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同情。罗斯福总统很同情他，但是总统有许多顾虑，不想触怒日本导致报复，所以美国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向走投无路的中国提供武器。

在技术含量与日俱增的战争中，蒋介石发现他急切地需要情报，特别是电码情报。他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去了解行内最有才华但也最臭名远扬的亚德利，能否再次在破译日本密码上创造奇迹。这时的亚德利定居在皇后区，他对投机地产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的脑袋怀念着密码的挑战，他的双手渴望着破解答案。当中国助理武官肖勃少校问他是否愿意到重庆时，他兴奋不已。但是，他仍然精明地将工资抬高到每年一万美金，才接受中方的邀请。一九三八年九月，在与肖少校多个月的秘密接触后，亚德利化名为一个叫赫伯特·奥思本的皮糙出口商，悄然离开美国，踏上了中国之旅……

二

一分钱一分货，你如此高昂的身价，又是委员长钦定的“贡品”，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不该是凡人。非凡之人自然要给予非凡的礼遇，所以杜先生要亲自接见，要送国礼（郑板桥的画和蜀锦），还要送车。

同时，非凡之人也要接受非凡之要求，行非凡之大事。所以，第一次见面，杜先生在给足海塞斯面子之后，回到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神情严肃地开始给海塞斯下达任务：

“尊敬的海塞斯先生，如果您不是陆所长的属下，您就是我最珍贵的客人，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无礼不成敬，为了表达敬意，什么样的礼节我都会尽到，陪您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我都乐意，且保您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现在您是五号院的栋梁之材，擎天之柱，换言之即是我的战友，最最重要的战友。现在保卫武汉的战役正陷入白热化，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快守不住了。武汉是我们的战略要地，那里有汉阳兵器厂等一大批军工厂，我们必须给他们创造一个转移和撤退的时间。

如果撤退不下来，大批军工厂成了敌人的战利品，今后我们持久的抗日战争就无从谈起。所以，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必须再坚守两个月，六十天。”

海塞斯同样面色严肃地望着杜先生，等待着他下面的话。

杜先生接着说道：“我刚从前线回来，形势非常严峻啊，敌人已经纠集了九个师团、三个特种旅和航空兵，共计重兵二十五万，从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向武汉包抄而来。我方虽已调动一百三十个师，近一百万兵力准备死守武汉。但是战线太长，敌人神出鬼没，防御遭到极大的挫折。现在，马当、湖口两要塞在敌人海陆联合进攻下已经失守，武汉已处在六路敌军的包围中，势若累卵，危在旦夕。能不能坚守两个月，就看您能不能告诉我，这六路敌军谁可能最先向武汉发起攻击。我们只有明确知道了敌人的进攻步骤，知道了谁先谁后，才能集中兵力，以多敌寡，进行严防死守，才可能拖住敌人。告诉我，您行吗？”

“给我时间，我相信可以的。”

“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海塞斯笑了，“将军阁下，您不是在开玩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