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lso;扶不起的阿斗&rso;,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lso;假皇帝&rso;,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lso;副皇帝&rso;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so;】。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lso;相权&rso;,是制衡&lso;君权&rso;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despotis)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底皇权出自&lso;天命&rso;(dive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lso;今上&rso;。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lso;天子&rso;,除授命与他的&lso;天&rso;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lso;天意示警&rso;,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lso;天意示警&rso;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lso;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rso;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lso;宋史,列传&rso;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lso;天意示警&rso;,皇帝要&lso;崩&rso;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lso;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rso;&lso;欺侮&rso;多了,袁曾向唐说:&lso;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rso;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lso;失踪&rso;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lso;副署&rso;,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lso;和尚打伞&rso;,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lso;虚君&rso;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lso;违法&rso;,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lso;和尚打伞&rso;?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lso;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rso;,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lso;法治民主&rso;(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