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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第1页）

1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1-57。

2wfjohnn：《美国外交史》。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79。

3dent：《美国在远东》。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页58。

1《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879。

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2。

1《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34、2949。

2同上书，页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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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战争以后

（一）广州城的斗争

广州，在鸦片战争中处于遭受英国侵略的前哨，发生过三元里的斗争；在战后几年间，由于人民群众中积累起来的反对侵略者的情绪，这里继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反英斗争。通过这种斗争，可以看到内外阶级关系经过战争而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多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1842年12月初）发生了群众包围&ot;夷楼&ot;（即在广州城外历来指定给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并火烧夷楼的事件。有一批登岸的英国水手行为蛮横，惹动公愤，群众自动集合起来造成了这场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几天，城里的明伦堂（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贴出了一个《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檄文认为跟英国侵略者议和是靠不住的，号召群众根据皇帝关于要求&ot;团练自卫&ot;的谕令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反英斗争1。几个知识分子和绅士起草了这檄文并且把它印刷散发。曾有上千的人聚集在明伦堂议论这事情。这对于激发群众中的反英情绪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檄文所依据的是在战争期间的上谕。两广总督祁埙和广东巡抚梁宝常立即在明伦堂贴出布告，禁止&ldo;聚众滋扰&rdo;，表示要严惩敢于破坏和局的暴乱行为。他们认为：&ldo;皇上已准英夷就抚，照旧通商，我官绅士民当钦仰圣衷怀柔之至意，中外一体，方为孝子忠臣。&rdo;1所以官方态度是很明确的。在火烧夷楼事件发生后，他们杀了十个被认为祸首的人，不久后，又经过皇帝批准，严惩了起草和散发明伦堂檄文的钱江（一个监生）等数人。

有一种说法认为火烧夷楼是升平社学领导的，这不是事实。在祁塤、梁宝常向皇帝报告这一事件的同时，还报告了在城外石井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社学和江村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公所的情形，要求褒奖这些绅士，他们说：&ldo;初六日夷楼被火，初七日臣等谕调该乡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该二处丁壮，于初八日即踊跃齐集。&rdo;2可见，在地方绅士领导下的升平社学，在这时是起着帮助官方维持秩序的作用的。

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两江总督耆英，受任为办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不久后改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他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到了广东，他向皇帝报告：&ot;粤中风气，缙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ot;3。耆英明确地区别了&ot;缙绅之家&ot;与&ot;市井小民&ot;，闹事的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战前，一向只准英国人在广州城外一定地区居住。战后，英国人提出进广州城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是南京条约给予的权利（其实条约只规定广州是通商口岸，并没有关于进城的明文规定）。英国人一直坚持这个要求，把它当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进不了广州城，实际上成了他们能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一个标志，那么究竟是什么障碍了他们实现这个要求呢？看一看在这场斗争中的形势是有必要的。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耆英已经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这时，以何有书（他是升平公所的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劝耆英不要这样做，他们给耆英的呈文说，让外国人进城很可能造成事端，&ot;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齐，诚恐烂匪凶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谅，是敦和好，反致参商。&ot;1于是耆英在关于这个问题给英国人的信上就说，他本来是愿意让英国人进城的，现在有八十多个绅士来向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是还没有消除，所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期，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心安定下来云云2。这样，英国方面也就同意暂缓进城。

耆英和绅士们的担心，英国人的同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6年1月）广州城里果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动。这时耆英在街头贴出了一个告示，要求人民不要反对洋人进城。贴出的告示立刻就被人撕掉，引起了一片抗议。耆英向皇帝报告中这样描写：&ot;甫经出示，即有人标贴红白字帖，语多忿激，群情汹汹。&ot;3这些红白字帖中不但表露了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也表现了对屈服于侵略者的官员们的愤怒。群众包围了知府衙门，纵火焚烧，知府刘浔仓卒逃出，才免于被群众抓住。

对于广州城里的这次骚动，英国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坚持立即进城。相反，他们在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和耆英约定推迟进城。英国公使德庇时关于这件事向英国人发出的一个通告中说：&ldo;进入广州城的权利……的实行，经同意延期到广州地方当局更能控制人民的时候&rdo;1。英国外相阿伯丁认为采取这种做法是最适当的，他认为：&ldo;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rdo;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