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说什么怎么聊那么半天?”
“呵,我们聊自个的丈夫呢。放心。”她望着我笑,“我都是说你好,怎么体贴怎么照顾我,我当着外人一向都是夸你,不像你,总跟人家说我不好。”
“我什么时候跟人说过你不好了?”
“那是谁说的我老爱和你吵架,无理取闹?得啦,我不是要跟你算账,你也别紧张。”
“那她呢?都说潘佑军什么了?”我讪讪的,转移话题。
“说潘佑军好,比你对我好。”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他,在外边花着呢。”
甭管人家在外边怎么花回到家里对老婆就是温柔,这点就比你强。人家每天早晨出站都要互相接吻,互相说我爱你。潘佑军出差在外地还每天一个电话。“
我大笑:“是用英文说的吧?”
“甭管用什么文,这说明他心里有她。你就从来没对我这样过,有时人家想和你粘乎粘乎,你总把我一把推开,还说我酸。人家俩口子怎么就能那样?”
“那都是跟外国电影里学的,你怎么喜欢这套?令人作呕。”“我就喜欢这套。”“杜梅,咱们是中国人,就要讲究个中国气派和中国形式。”“中国人怎么啦?中国人都是伪君于。你从来都没说过一句爱我,从咱们认识就没听你说过。不行,今天你非得对我说你到底爱不爱我?”“这还用说么?我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什么实际行动?我就要听你用嘴说,爱还是不爱?”
“当然……”“别拐拐弯抹角,直接了当……怎么就这么难呢?比要你命还难?”“我这人内向……”“少废话!你说不说?好,你不愿意说,那就说明你不爱我。”“不不不。”“那你就说!”我看着她,嘴皮动了动,话没说出来人先笑了:“你怎么那么注重形式?”“我就是注重形式,你说!”
“爱。”我说完自己脸红了。
她搂住我脖子,兴奋得容光焕发,人像打了一束光,深情地望着我眼睛:“是真心话么么?”
“是。”“你瞧你,你瞧你,我一搂你,你就数我排骨——你都成习惯了。”“嘿,贾玲,干嘛去去了?”
我和杜梅出院门,正碰上贾玲一个人低着头从外面回来,杜梅和她招呼。“没干嘛,出去了一趟。”贾玲淡谈地应了一声,和我们擦肩而过。“你那‘情儿’情绪不高。”杜梅笑着对我说,“听说她最近失恋了。好容易看上一个人,人家又看不上她。”
“别老‘你那情儿’、‘你那情儿’的,人家还是大姑娘,你老这么说算怎么回事。”
那天我的情绪也不高。上班时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议论,说我们单位原来一个辞职不干的人发了财,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们单位有的过去跟他关系不错的蒙邀去他家玩,回来说他家搞得和宾馆似的。由此说开来,大家历数自己认识的人中谁出国了谁成“老板”了。聊了一上午,聊得全办公室的人又妒又恨,醋劲十足,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敢在外边混的人都混出了头,而这些人过去都不在我等话下。接着便是发牢骚,怨分配不公,怨法制不健全,叹老实人吃亏。
下班回到家,我仍无法从嗔怨的情绪中自拔,默默地坐在一边啃着指甲沉思。杜梅患了感冒没去上班,一天在家,吃饱了,睡足了,见到我回来心情雀跃。直过来往我膝盖上坐,整个身子仰在我怀里,头搁在我的肩膀上亲呢地蹭我脸。
“哎,你怎么一屁股就往别人身上坐?”我双手推她,“累着呐。”她赖着不起来:“你累什么呀?上班也是坐着胡侃。”
“叫你说的,我们胡侃?我们胡侃这国家的经济生活早停顿了。”我双手托起她腰,自己一撤身,把她留在沙发上。自己另找了一把椅子坐下。她又跟过来,骑坐在我膝上,我腿一伸直,她像坐滑梯一样溜到地上蹲坐在我脚上,仰脸盯着我:
“你就对我这样?”“别烦了,忙了一天那么累,你还添乱。”我把脚从她屁股底下抽出,令她一下坐在地上,随手拎过一张报纸遮住脸看。刚看了眼大标题,她就劈手把报纸从我手中抢走,站在我面前说道:“你还烦了?你烦什么?”
“别闹,把报纸拿来。”
我伸手去夺报纸。她把报纸藏到身后:
“谁闹了?你先说,谁烦你了?”
我没理她,随手又拿起一本书翻,她“啪”地把那本书打掉。“瞧你那无耻的样子。”
我弯腰拣书。
她一脚把书踢得老远,书面飞舞一番卷角皱边地摊在地上。“你非找我收拾你一顿是不是?”
“你来呀你来呀。”她笑着退了几步。
我看她一眼,毫无表情,扭脸看窗外树叶已经泛黄的树木。“给你给你。”她把报纸糊在我脸上,走开:“就显得你多关心国家大事似的。”我接住报纸,低头看起来。她在一边准备晚饭,在一个盆里揉面团,唠唠叨叨和我说着她们医院里的事,谁没按医嘱给药,病人出了问题,家属打上门来;一个老干部嫌医院对他的病不重视,把院长、政委臭骂一顿,还给后勤首长打了电话;保卫科查丢失的吗啡,发现所有护士的更衣柜里都有医院的纱布和敷料,“你那情儿”和保卫科长大吵一场。
她现在提到贾玲,从不说她名宇,只说“你那情儿”。
我逐版看报,并不答腔。
“今天谁来了?”她揉好面,拍着光洁圆润的面团用右手托在肩旁,直起腰问我。“谁来了?”我哗哗往前翻报纸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