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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林则徐不能违抗朝廷旨意，他宣布&ldo;自十一月初一日（1839年12月6日）起，停止英吉利国贸易&ot;4，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又进一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但即使在这以后，林则徐和义律之间还交换过几次信件，并没有决裂。直到英国政府派出的侵略军队到达广东海面的时候，情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ot;东方远征军&ot;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议院中的&ot;反对派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的政策&ot;1。所谓&ot;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ot;当然就是指鸦片贸易。下议院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内务大臣罗素向议会发言为政府的立场辩护，说明英国开战的目的是：&ot;为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在恐吓与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与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经商&ot;2。许多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力图证明，英国当时对中国作战虽然因中国方面禁烟而引起，但并不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为了要求在&ot;平等&ot;地位上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附和这种说法。当时英国官方对作战原因的公开说明，例如上举罗素的话，的确都小心避免提到鸦片烟，但是所谓&ot;英国商人们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ot;，很明显的就是针对林则徐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烟而言，所谓&ot;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ot;，就是针对林则徐提出的如果以后再贩烟&ot;货尽没官，人即正法&ot;的要求而说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不是为保护鸦片走私呢？

至于说，中国的封建皇朝在贸易关系上不以&ldo;平等&rdo;态度对待外国，所以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取&ldo;平等&rdo;。‐‐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强行进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否认这个国家有权自行规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制度，企图用武力来取得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欲为的地位，而称之为要求&ldo;平等&rdo;，这是十九世纪的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

英、美的有些历史书说，如果不是林则徐禁运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这次战争也会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保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中热心鼓吹对中国作战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贩子，例如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的查顿和玛地臣。这两个人多年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而发了财，回国后不久，都成了国会议员，玛地臣还受封为爵士。另一部分人是同对中国贸易有关的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等方面的资本家。他们竭力企图把英国的工业制造品推销到中国去。当时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的&ldo;生产过剩&rdo;的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自然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之一。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是使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用武力冲破这种障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找另一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可以断言的1。

英国资产阶级在1840年发动战争是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其直接原因，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一切自我保卫的措施，而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自由开放--所以这次战争，在英国方面，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三）战与&ldo;抚&rdo;

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

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