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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1章（第1页）

这时期抵制日货的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激起了各地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热情。有人以牙粉和伞为例，说明抵制日货的效果：&ot;从前中国人惯用舶来之牙粉，如日本之金刚石牙粉到处风行。其后无敌牌出而应世，外货势力遂削。&ot;无敌牌牙粉是上海的一个笔名为天虚我生的文人陈栩园在1918年创办的家庭工业社的出品。&ot;以前我国用伞多来自日本&ot;，1918年，杭州的旧式作坊孙源兴&ot;改良纸伞，减轻重量，制造弯伞柄&ot;，由此杭州的制伞工场逐渐增多，所制丝伞、布伞在市场上渐次代替了进口的日本伞3。

在欧战期间，发展得最快的是棉纺织业。这可以从下列关于华商棉纺织厂的统计数字看出来1：

年份厂数纱锭（枚）布机（台）

191522544，0102，254

191929659，7212，650

1920378568944，540

1921511，238，9026，650

1922641，593，0347，817

1919-1922已是战后时期。因为筹组新厂和从外国购置机器需要时间，所以由战时有利条件激起来的建厂潮流到了1921-1922年才达到顶点。在战前由经营面粉业发家的荣宗敬，1916年和1919年在上海办了两个纱厂，1921年又在无锡和汉口办了两个纱厂2，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纺织业资本家。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由于他的两个老厂在1915-1916年获利甚丰，就定了新建九个厂的大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1921年他在江苏海门办了个新厂，以后在1924年还办了个新厂。从上表中可以看到，1915年到1922年八年间，私人资本的纱厂，厂数和纱锭都增加了近二倍，布机增加且不止二倍，除了棉纺织业外，缫丝、丝织、针织等业这一时期都有显著发展。因此，这几年被认为是民族纺织业的&ot;黄金时代&ot;。面粉在战前有少量出口，但进口是大量的。1913年和1914年的入超都在二百万担以上。1915年起的六年间一变而为出超，1918年到1921年每年出超二百万担到三百万担。在这期间，各地纷纷创办面粉工厂。战前全国面粉工厂只有四十多家，到了1920年、1921年间，已发展到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包括少数外国资本的工厂）。面粉工业也是在欧洲战争期间民族资本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

除了纺织业、面粉业以外，火柴、水泥、卷烟、榨油、造纸、制糖、制皂、制烛等业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间也有些发展。总之，利用这时机发展的主要是轻工业，是日用品制造工业。民族的私人资本也只有力量发展这种较易于兴办，能较快取得利润的轻工业。

当时的军阀政府并不利用这种时机兴办工业。袁世凯、段祺瑞的政府从外国得来的大量借款都用于军政费用，特别是用以扩充军队。当权的大小军阀、官僚手中积累的财富，或用于购置田产，或用以从事商业投机和高利贷剥削，或存于外国银行。他们一般地对于办工业是没有兴趣的。但是社会上仍有相当数量的游资在寻求出路。有个作者这样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ldo;内则军阀干政，干戈迭寻，外则列强环伺，压迫有加。实业供其朘削，民生坠于涂炭。建设事由，无由发皇。民间资金若无出路，壅塞于外国银行。在外商银行全盛时期，国人存款，多数无息，且有收取保管费者。&rdo;1这些&ldo;苦无出路&rdo;的&ldo;民间资金&rdo;的拥有者大多是卸任失势的官僚军阀和较大的商人。在看到办工业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转而投资于工业。此外，有许多中小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也乘机经营新式的工业，他们所能办的当然只能是规模很小的企业，他们以及某些中小地主也成为较大企业吸收股金的对象。

民族工业繁荣的好景不长。1918年世界战争结束。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迅即上升到超过战前的水平。1919年的进口额为六亿四千六百万两，已高于战前1913年的五亿五千七百万两，但因这一年出口额还较多，所以入超只有一千六百万两。1920年进口额增为七亿六千二百万两，出口额却有所减少，这一年入超高达二亿二千万两，打破了战前的纪录。1921年进口额剧增为九亿两有余，入超高达三亿两。与外国商品的进口剧增同时，外国资本也大举重新侵入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期繁荣既然只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间隙，所以当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的时候，民族工业向上发展的趋势立刻就被打断了。受到打击最明显的也就是曾经发展最盛的棉纺织和面粉业。许多企业由于竞争不过外国资本而致产品销路呆滞，资金周转不灵，有的只能停产歇业，有的被外国资本并吞或因举借外债而受人操纵。

经济史研究者指出：&ldo;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中国棉纺织业的繁荣景象，维持到1922年而完全消逝，接着就是长期的慢性萧条&ot;1。另一作者说：&ot;惜我国工业基础未固而欧战即已告终。民国九年（1920年），中国国外贸易为先前未有之巨额，然查其进出口货，进口增六分之一，出口反减少六分之一。外货又来，经济压迫又来，经济压迫之幕又开。国人居此恶劣环境之下，不知振刷精神，亟谋补救，反于此时争设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等投机事业，想谋意外之财，置本业于不顾，结果皆遭惨败。停厂者有之，杀生破家者有之，遂酿成民国十年（1921年）之经济恐慌&ot;2。这所说争作投机事业的现象，是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下没有出路的表现，同时也是&ot;中国资本市场上商业高利贷资本统制工业资本的落后本质&ot;3的表现。许多工厂经营者特别在遇到困难时，就转而从商业投机中找出路，这种情形反过来更增加了工业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