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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报道过好几位很&ldo;牛&rdo;的医生。比如我们的老军医华益慰，总是会把听诊器在自己手中焐热了，才放到患者的身体上。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让我看片子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冰冷的听诊器贴上来那一瞬间。请问，这是念到硕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吗?不是。但这又恐怕是读多少书都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医术精湛之外，能带给患者内心的润泽和安宁，给人希望，才是一名医生的伟大之处。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医疗行业的种种社会价值，都与这四个s有关。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ldo;德&rdo;，一个&ldo;师德&rdo;，一个&ldo;医德&rdo;。所以医疗界第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的价值。千百年来，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又是如何从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标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八十岁。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始终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探讨问题。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ldo;你有什么要求?&rdo;我的回答是：&ldo;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rdo;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北医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这两年陆续发生了一些患者暴力伤医事件，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比例是在幸灾乐祸，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医生被患者杀死，我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ldo;我们都是凶手&rdo;。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认识的一位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看了心酸，谈到当前医生的处境，几乎要流泪。

作为社会一员，如果你不能选择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帮凶吗?接下来让人更加忧虑的局面是，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对医院、医生的一种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以至于让医生‐这个掌管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强烈的恐惧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ldo;不正常&rdo;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ldo;成功&rdo;和&ldo;失败&rdo;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医生在替&ldo;医改&rdo;背黑锅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不希望看到的&ldo;乱象&rdo;，应该归咎于道德滑坡或人性堕落。在历史的演进中，人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环境。如果环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个人都形成自我约束，展现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会乱象丛生。我们不要去谴责&ldo;恶&rdo;，要去反思催生&ldo;恶&rdo;的土壤，堵住激活&ldo;恶&rdo;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间诊室都需要安装监视器以防患者行凶，如果医生要为行业惯例带来的后果买单‐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如果这种行为注定要承受某种伦理上的谴责，这种谴责又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医生身上，医生背负得了吗?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ldo;医生节&rdo;。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被磨的石头才亮

当然，暴力伤医事件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打交道，才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在台湾花莲，与慈济志工医生交流时，也听到过类似的委屈。&ldo;我们每天都在尽力帮助别人，救治患者，难道不是行善积德吗?难道不应该诸事顺遂、多多地享有福报吗?为什么还不得不面对那么多障碍、误解、磨难?&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