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正是听到&ot;两位&ot;熟悉的乡音后,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
殊不知,这一谈,是引火烧身,引来了二位公安,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
公安是机场的公安,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另当别论。
这个问题很深奥,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
公安把我和我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两间,外间不大,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显得更小。
都坐定后,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姓名、单位、家庭、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
好在本人领导在场,再三&ot;坚定又权威&ot;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而是&ot;遵纪守法&ot;的国家干部。
所以,相关的审问通过得还算利索。
接着,二位话锋一转,把问题都集中到&ot;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ot;之上,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ot;见闻&ot;格外丰富、琐碎、芜杂,乱七八糟的,谁知道说什么呢?在我请求之下,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其实,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飞机上从两位&ot;老乡&ot;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
这时候,我才有所觉悟,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是跟我听到——关键是听懂——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的。
他们认为满口家乡&ot;鸟语&ot;会令人充耳不闻,就如入无人之境,斗胆谈私说秘,不想&ot;隔壁有耳&ot;,听之闻之,一清二楚。
于是,心存不安。
于是,想&ot;亡羊补牢&ot;。
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而我也不是那种&ot;见人熟&ot;,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好奇之余,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等飞机一飞上天,马上觉得无所事事,光傻瓜似的坐着,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
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说家乡话的,一听到,就跟见了爹妈似的,马上跟他们套亲近,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我这样说似乎有狡辩之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我绝无假话。
事实上,想想看,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再说,既然我要认,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还有,既然我一听到就认,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虽说口说无凭,但平心而论,我的说法——没听到他们说什么——不是不值得推敲的。
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二位公安似有收场的打算,交头接耳一会儿,其中之一踅入里间,出来时已经同意放我。
不过,必须我保证一点:不管我听到什么,事关国家机密,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否则后果一律自负。
我自然是连连承诺,然后总算&ot;一走了之&ot;。
03其实,又怎么能一走了之?在以后的日子里,此事常如一团异物,盘桓在我心头,令我感到既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的。
我不能想像,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连一句话都听不得?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样的&ot;世面&ot;没见过不说,而且打心里说,害怕见。
离开公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撕掉,丢入垃圾桶里。
不用说,这名片肯定是假的,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本来就是垃圾。
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艺,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见鬼去。
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是最怕出是非的。
但我又有种预感,他们还会找我。
果不其然,从北京回来不久,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问候、致歉、安慰,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