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篙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簧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混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ldo;同志们!&rdo;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ldo;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rdo;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巳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ldo;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rdo;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ldo;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rdo;他说,&ldo;但它毕竟是粮食。&rdo;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ldo;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rdo;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ldo;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rdo;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ldo;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rdo;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
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九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lso;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lso;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rso;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rdo;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ldo;草地上渺无人烟,&rdo;戴医生说,&ldo;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