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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1章（第1页）

康有为后来叙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起因说：&ot;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明朝禁止士人结社集会--引者），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ot;1。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他是因&ot;上书不达&ot;才去&ot;开会&ot;以外，还说明了：一、他的所谓&ot;大群&ot;，并不包括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不过是指&ot;士夫&ot;，也就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二、他认为在京城里集会号召，既可以影响各地，又可以避免造反的嫌疑。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要造反。

在康有为考中进士时，由于几次上皇帝书，加上他的门徒的吹嘘，他在上层社会中已成为知名人士。所以他号召成立强学会，虽然在当时算是空前的事，但得到了某些当政的官僚的支持。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光绪皇帝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拨给固定经费。他们都是光绪皇帝的亲信。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捐款资助，并列名于会籍，在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督办袁世凯也加入了。李鸿章表示要捐二千两银子入会，由于中日甲午战败后李的声名不好，没有被接受。

这时，维新派和洋务派的界限是不分明的。维新派把洋务派看作同志，洋务派则把维新派看作洋务人才中的后起之秀。康有为说：&ldo;患贫而理财，而专精农工商矿之学者无人；患弱而练兵，而专精水陆军及制造船炮之学者无人；乃至外国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关非细故也。顷士大夫创立强学会于京师，以讲中国自强之学&rdo;2。由此可见强学会标榜的宗旨同洋务派所说的&ldo;自强&rdo;是差不多的。但是采取群众集会的形式，这是洋务派没有做过的事。

北京强学会活动的时间只有四个月左右。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指责成立强学会是&ot;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ot;。经慈德太后批准，下令封闭。李鸿章这时倒并不是把维新派看做大敌。他破坏强学会，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官僚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互相龃龉的一个表现。强学会既把李鸿章拒于门外，翁同龢、文廷式等&ot;主战派&ot;又是强学会的支持者，强学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ot;相与讲求中外掌故&ot;，免不了要谈到战争失败的教训和李鸿章的责任，这是李鸿章所不能容忍的。

北京强学会成立后，康有为创办《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主编，木刻活字印刷，每月一小册，随《京报》（当时一种专门录印朝廷中的上谕和奏折的官报）分送在京的官员们，不收费。内容多半是转载上海广学会（外国教会的一个组织）办的报刊上的文章，每期有论说一篇。开办时每期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左右。这份报纸的内容单薄，社会影响不大，但它是维新派所创办的最早的刊物之一。

在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以前，康有为已到了南京，同两江总督张之洞联络。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十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上海强学会的序（宣言）由康有为起草，以张之洞的名义发表，章程是由张的幕僚梁鼎芬和康有为共同拟定的，经费主要由张之洞资助。章程中规定：&ldo;入会诸君，原为讲求学问，圣门分科，听性所近。今为分别门类，皆以孔子经学为本&rdo;，&ldo;到局之后，倘别存意见，或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者，恐于局务有碍，即由提调董事诸友公议辞退。&rdo;1这样的规定，显示了张之洞控制上海强学会的痕迹。反对所谓&ldo;诞妄挟私及逞奇立异&rdo;，是为了防止强学会的言论行动超越洋务派所容许的范围。

上海强学会发行《强学报》，这个报纸不用清朝的纪年而以孔子生日纪年。张之洞立即站出来干涉，下令停发会费，并禁止报纸发行。不久，北京强学会被封闭，上海强学会也随之瓦解。但实际上，由于张之洞改而采取反对态度，即使没有北京御史的参劾，上海强学会也已站不住了。

《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停刊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同年冬，在澳门创办《知新报》，次年夏，在长沙创办《湘学报》，十月，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几份报纸，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舆论机关。他们大声疾呼，痛切申述国家已处于危亡的状况，旗帜鲜明地表示他们所主张的变法不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开矿、练兵、买新式枪炮，而是要在政治上有一番改革。

《时务报》的主编梁启超（1873-1929），是维新派的一个最著名的宣传家。他是广东新会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十七岁时中举人，次年开始读到《瀛环志略》和翻译的西书，并且遇到了康有为，被康有为的言论所震动。从此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参加康有为所领导的活动。他在《时务报》上从第一期起发表《变法通议》长文，以慷慨激昂的语调论述，能否认真实行变法是关乎中国存亡的大问题。他以比较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所写的文章能够适应当时初接触新事物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在感情上深深打动读者，因而他的文章非常受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