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据《国榷》卷九九,贺锦为&ldo;帅标制将军&rdo;帅标也就是中营。从后来贺锦统军西征甘肃、青海的情况来看,他指挥下的党守素、辛思忠都是中营将领,与此相符。
(45)按照吴伟业开列的名单,包括田见秀、刘宗敏在内,恰符二十二将之数。可是,他在这个名单前面又加上了李锦、高必正、李岩、李牟四个人名。我们知道,李锦就是李过,高必正是后来大顺军联明抗清时隆武帝给高一功改的名字。吴伟业在下文里说高一功守襄阳,可见他在李过、高一功的问题上都误一人为两人。吴伟业网罗史料用力甚勤,可惜不注意考订核实,以致真伪莫辨。他搜集到的五营二十二将的名单,虽然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大致是可靠的。由于博采诸家说法,不注意鉴别,结果画出了四条蛇足。所谓&ldo;李岩&rdo;任中营制将军之说,只见于《绥寇纪略》,为他书所不载。即按吴伟业的说法,&ldo;李岩&rdo;既然是中营制将军,应该排列在中权亲军将领之首,而不致于脱离其他四营制将军,而在两名权将军的前面单独挂上一笔。何况加进&ldo;李岩&rdo;就多出了一人,同&ldo;五营二十二将&rdo;的说法也不相符。《平寇志》关于襄阳时期李自成部将的记载是:&ldo;亲信大帅二十九人。中权大帅四人:田见秀、刘宗敏、党守素、张鼐;中权标将四人:谷可成、任继宗(荣)、吴汝义。左营大帅五人:刘芳亮、马世耀、贺锦、刘希尧、王良智;右营大帅三人: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前锋大帅一人田虎;后军大帅六人:李过、骆应标、贺兰、马重喜、张能、高一功;分汛地将领五人:杨彦昌守襄阳,任光荣守荆州、白旺守承天、周凤梧守郑州、马守应据澧州、罗戴恩在标下。&rdo;所记虽不如《绥寇纪略》准确,也有可供参考的地方。其中明显的错误是,在左营大帅中列出王良智的名字。据查考,王良智原名王根子,是明朝西安守将之一,李自成起义军进攻西安时他开门投降,襄阳时期他还不在李自成部下。
(46)《平寇志》卷六。
(47)《绥寇纪略》卷九。
(48)崇祯十六年三月明郧阳抚治李乾德的奏疏中说:&ldo;盖因连年大旱,百姓逃亡,十存四五,仅留皮骨。而官府以粮饷紧急,尽力追呼。将领以虎狼牙爪,无端掳掠。小民痛恨,深入骨髓,汹汹思逞,已非一日。贼固明于此也,因其所恶,与之以好,假为不杀掳,不催科,较(即校字,避明熹宗讳)士安民,种种愚弄,故所到之处,望风迎顺。&rdo;(《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一一四页)
(49)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平寇志》卷八记工科给事中彭琯的奏疏说:&ldo;往者逆贼犯楚,实由人心惑于&lso;三年免征,一人不杀&rso;之伪示耳。&rdo;
(50)李永茂:《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51)《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九六三页。
(52)《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53)宛指河南省南阳地区,叶即叶县。
(54)《平寇志》卷六。
第九章张献忠起义军的进军湖广、江西
第一节张献忠部的转战豫皖
张献忠部义军的攻克襄阳,是明末农民战争进入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个胜利是通过奇袭方式取得的,当时义军的实力仍然比较有限。因此,尽管在襄阳得手,但张献忠和罗汝才对西据郧阳、兴安一带的左良玉部官军还有所顾忌。他们抢在左部回援之前就渡过汉水向东转移了。崇祯十四年二月,起义军占领河南光州(今潢川县),四月间一度折入湖北,攻克了随州。不久又北上河南,攻南阳不下,转破信阳、泌阳。明廷急调左良玉部官军入豫追剿,张献忠则乘虚突至郧阳地区,七月间攻克郧西县。这时,罗汝才部留在河南,改同李自成军联合作战。张献忠部失去了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力量顿形单薄。这年八月在河南信阳同左良玉部官军作战中,张献忠大败,部将沙黑战死,兵员、马匹损失甚多。
信阳失利之后,张献忠就谋求同其他义军汇合。开初,他打算北上同李自成、罗汝才部一道合攻开封。后来却改变主意,由豫东转入安徽,同革、左五营靠拢了。有的史籍记载说,崇祯十四年九月张献忠败于信阳以后,&ldo;所从不过数十骑,自成欲以部曲遇之。不肯曲。自成将杀之,汝才力止曰:&lso;留之扰汉东,以分官军之势,可乎?&rso;资以五百骑,挥曰:&lso;亟引而东,合革左,此非若所当留也。&rso;献忠乃东奔。……&rdo;1。从现在查考所得,可以判定这一记载是虚假的。崇祯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明太和知县王玮在题为《为飞报紧急贼情事》的报告中说,&ldo;据拨兵报称,本月初八日突有西来流贼伪号八大王围困沈丘县,口称要攻汴城,需索粮料攻城之物。离县(指太和县)不满九十里,哨马已入县界,等情。&rdo;2这个原始材料证明,当时张献忠部下的兵力还很不少,足以围困沈丘县城。所谓只剩下数十骑去投靠李自成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讹传。封建史籍中往往夸大李自成同张献忠之间的矛盾,一会儿说李自成兵败去投靠张献忠,几乎被张献忠杀掉;一会儿又说张献忠受挫去依傍李自成,又有性命之忧。其实都是靠不住的。这类传说的由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就希冀农民军内部出现火并的侥幸心理。崇祯十五年以前,明王朝虽然已呈现日薄西山的迹象,但手中还有若干实力,外面架子也还没有倒。各部起义军&ldo;是时忧在亡秦&rdo;,内部的矛盾尚未激化,客观形势需要他们互相配合作战。大约从崇祯十六年起,随着明王朝的急剧没落,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才出现两雄不并立的局面,关系日呈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