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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总长由唐绍仪兼代,后由施肇基署理,工商总长陈其美不就,由次长王正廷署理。
第十二章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六)
第一节攘夺权力
自武昌起义至清廷逊位,在短短四个月内,三千年的中国君主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举国上下对此前未之见的新情势,既不相习,亦不了了,大都以为不过是由满洲皇帝换了汉人总统,与历代王朝的更易无大区别。革命党人亦多缺乏民主政治运用的艺术与经验,仅有理想与热忱,举措往往不切实际。立宪派之病与革命党略同,革命期间一度与革命党携手不久又分道扬镳转而依附实力派的袁世凯。袁昧于时势、以旧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一意图谋巩固地位,扩张权力,予智自雄,排除异己,不明共和为何事。对于革命党,先之以欺弄,终之以摧残。曾为效命的立宪派,同遭遗弃,民国仅存虚名。
一、党派分野与政局动荡
民国成立,同盟会声势煊赫,莫之与京,攀附者争先恐后。向义者固然不少,趋炎附势者更众。一九一二年三月,由秘密组织改为公开政党,以完成行政统一,促成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普及义务教育,男女平权,历行征兵,整理财政,力谋国际平等,移民实边为政策。除力谋国际平等、男女平权两项较为富有新的意义外,原有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主张,变为空洞的国家社会政策。为便于与袁世凯联好,曾有推汪兆铭为总理之议,未成事实,仍由孙中山任之,以黄兴、蔡元洪为协理。凡此者可见同盟会的妥协性。
同盟会为多种派系结合而成,内部久有争执。和同盟会抗衡的立宪派,步调亦不齐一,大致可分为海外与国内两支。前者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后者以张骞、汤化龙、孙洪伊、谭延闿为中坚。辛亥前二三年.华侨痛愤清廷的冥顽不灵,专事压迫汉人,康、梁的保皇号召失去作用,倾向革命者渐增,辛亥革命军起,加入同盟会者愈众。梁自云:&ot;海外吾党.今止余百分之二三。&ot;康仍持保皇之说.梁则赞成共和。梁以未身预民国缔造,较之张骞、汤化龙等,一时虽颇有逊色,但在立宪派中的声望仍非他人所及。
首先脱离同盟会而别树一帜的为章炳麟,一九一二年一月,与张骞等组成&ot;中华民国联合会&ot;,继更名&ot;统一党&ot;。湖北孙武亦别立&ot;民社&ot;,声势不小,一九一二年五月,与统一党合为&ot;共和党&ot;,举黎元洪为理事长,以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植国民进步,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临时参议院中事事与同盟会对立,而为袁世凯张目。不久章炳麟派仍号统一党,立场与共和党并无大异。另一自同盟会分出而与立宪派有相当关系的政党为&ot;统一共和党&ot;。此外尚有性质相似的若干政团。纯粹立宪派组成的为汤化龙、林长民的&ot;共和建设讨论会&ot;,孙洪伊的&ot;共和统一党&ot;,林林总总,大小政党不下十余,影响力较大的为同盟会,次为共和党。
立宪派多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已不合时宜,推梁启超领导,重整旗鼓,有联交袁世凯或与黎元洪派合流的两种意见。梁倾向前者,袁亦乐于加以利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梁士诒奉袁之命,致电梁启超,谓袁有意延揽,已托张骞向同盟会疏通。袁当选总统后,梁启超来电祝贺,畅论政党问题,谓革命党中的感情用事者,断不能与袁相合,对之既不可减压,又不可阿顺,惟有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有政治思想者,成一大党,收为已用。袁大加称道.谓&ot;所策皆至确不易&ot;,盼他早日归来进行。立宪派谋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中心,再合并非同盟会各党,如共和党、统一党,黎元洪居其名,梁启超居其实,争取各省都督如蔡锷、谭延闿、程德全等的支持。一九一二年六月,政局不安,促梁返国运动益为积极,甚至蔡锷、程德全、黎元洪请袁破格录用。汤化龙认为时机已到,梁如归国,可与黎元洪提携,或合并各党.或别造一党使同盟会不敢轻侮,再取代同盟会的内阁。
上海和议之时,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的猜疑。其后唐为促成袁与革命党的合作,不惟加入同盟会,且曾劝袁南来,袁愈以为他与孙中山结纳,别有所图,杨士琦、杨度、赵秉钧辈乘而谋孽。孙中山尚无意与袁争一时长短,宋教仁则力主政党内阁,人称唐绍仪内阁为唐、宋内阁,唐不甘完全仰承袁的鼻息,宋尤不肯事事将顺。袁不习于民主政治,左右又尽为旧日官僚及敌视同盟会的政客,袁、唐间的裂痕浸大。同盟会初欲假国会之力,以监督政府,使袁不得擅作威福。自共和党出现,同盟会失去了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袁深知清室的迅速灭亡,由于外重内轻,进而谋收地方主权。此时他的势力仅及于华北、东北,对于南方同盟会的都督固不能指挥自如,非同盟会的都督亦多各行其是。南京留守黄兴,望高权重,有第二总统之称,袁更有芒刺在背之感。因人成事的湖北黎元洪,形单影孤,革命党人气焰嚣张.视黎蔑如,黎思结袁自保,袁复有意笼络。袁以整顿军务为名,命各省裁兵,不得自为风气,阻挠侵越。黎承袁的意旨,主张军务与民政分为二途,同盟会的都督力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