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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章（第1页）

&ldo;你告诉刘瑞芬，就说银钱一个子儿都不会少，请他先给我垫着，我即刻就汇过去。只是要快，铁厂明年夏天要开工，不能误了我的工期。&rdo;

&ldo;还有，电报上说两个炉子连运费，共需八十万两银子。&rdo;

&ldo;好，我知道了，到时一手交货，一手交银子。这个利物浦的工厂也是小气，我一个堂堂大清国的湖广总督，向他买东西还会少他的钱吗?这些洋人也太计较了！&rdo;

蔡锡勇笑道：&ldo;香帅，这就是洋人办事的习惯，事先双方都说清楚。你对他的货物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他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不做。他要的钱他也说清楚，你同意，这笔生意就做，不同意就算了。彼此一点不伤和气。我们这份电报拍过去后，他就会来一个合同，上面将双方的要求都写得一清二楚，双方为头的在上面签字。事情就这样定了，彼此不得反悔，反悔就要赔偿损失。哪像我们中国人，起先都是拍胸脯的君子协定，无只字凭据，到时出了事，彼此又互相推诿，都不承担责任。&rdo;

&ldo;洋人办事死板是死板点，但这种认真的态度还是可取的。&rdo;张之洞点点头说，&ldo;事先说清楚，白纸黑字，也好免得日后麻烦。待他们的合同来后，我来签字，你先把电报拍过去吧！&rdo;、办铁厂、枪炮厂，这都属于洋务兴作，从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在安庆创办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座兵工厂算起，到现在亦不过二十几年历史，其后不论李鸿章、左宗棠，还是沈葆桢、丁汝昌等人创办的各种机器局，、制造局，也几乎都是为军事服务的。由朝廷颁下专款，通过户部拨给总署，再由总署拨给办洋务的督抚。海军衙门成立后，总署的这个差事便移交给了海军衙门。

张之洞向朝廷上折，请求由海军衙门尽快拨下一百万两银子的专款。他知道掌户部的翁同簖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军机处里，阎敬铭是离开多年了，堂兄这些年也年老多病，长期在家休养，不大问事，大权已逐渐落于最善迎逢又最喜揽权的孙毓汶的手里。孙毓汶身为军机大臣，却并不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一向置个人得失在国家得失之上。张之洞不愿意拿国家的银子和自己的人格去走这种人的门子，所以他估计这一百万银子的批复下来不是件顺畅的事。

但龟山的地要立即买下来，这迁移、填土、筑堤都得抓紧时间进行，买炼铁炉的订金也得汇，这几项银就得二十万两；大冶铁矿和新近确定的江夏马鞍山煤矿也必须尽快开工，眼下非得有四十万两银子不可。若坐等朝廷的专款，不知要推延到何时。性情急躁素来办事只争朝夕的湖广总督不能坐等，更何况神州第一大厂的巨大成就感，更在强烈地鼓动着他那颗好大喜功的雄心。他决定先要湖北巡抚拿出四十万两银子来。

按照朝廷的制度，总督对所辖省份的民政刑事虽有管理之权，但偏重于军事。这种制度，咸丰朝期间因战争的缘故，在江南一带则被改变了。因为当时这些省份里，用兵打仗成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所有举措都得服从战争这个大局，故而当时的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乃至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都拥有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为了收指臂之效，所辖省份的巡抚、藩司、臬司便往往由该总督提名，朝廷照准不误。战争进行了十多年，朝廷过去的定制在江南各省被无形中破坏了。待战争结束后，已实行多年的制度便成了新的定制。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所面临的第一桩大事便是在越南的中法战争，这又是一场用兵打仗的大事，广东、广西的巡抚不能不听凭他的调遣。来到武昌后，张之洞也同样以这种心态对待两湖的抚、藩、臬。他以先前两广总督召见广东巡抚的架势，请湖北巡抚来督署有要事相商。不科，初与湖北地方大员打交道的张之洞，便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

三　病入膏肓的黄彭年冒死劝谏张之洞莫办洋务

张之洞到武昌后不久，湖北的巡抚就由奎斌换成了谭继洵。从小恪遵圣贤之教刻苦攻读&ldo;四书&rdo;&ldo;五经&rdo;，一心在科举功名上下功夫的谭继洵是湖南浏阳人，今年已经六十八岁，是个须发皆自的老者。

谭继洵二十七岁中举，三十七岁中进士，分发户部做主事，五十五岁才外放甘肃巩秦阶道，直到六十一岁时仍只是一个四品衔的中级官员。正当谭继洵叹息仕途不顺的时候，不料老来吉星高照，官运亨通。这一年，他被擢升为甘肃按察使，第二年又被擢升为甘肃布政使，今年又简授湖北巡抚。短短的七年工夫，谭继洵便直线上升为一省的封疆大吏，而且将他由苦寒边远的西北调到湖广。作为一个望七之年的湖南人，谭继洵自认为对朝廷的恩德粉身碎骨不足以报答。

二人在布置得十分精致的小客厅坐下后，谭继洵谦恭地说：&ldo;不知张大人叫下官来有何事。&rdo;

&ldo;谭大人，&rdo;张之洞也以很客气的称呼叫着。&ldo;铁厂的厂址已最后选定了，就在龟山的脚下，我看那地方很宽阔，以后在旁边还可再建一个枪炮厂。&rdo;

张之洞要在湖北办铁厂，谭继洵是知道的，他心里很不赞成。一来他墨守成规，对洋人有深刻的成见，并不认为洋人的那一套就是致富强的惟一之路。中国是礼义之邦，还是得遵循历朝历代行之有效的清吏治、厚风俗、奖农桑、薄赋税等办法，那才是一条利国利民的康庄大道。洋人只重强权，不要义理，那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终归不是长治久安之策。二来在甘肃时，他深知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布局、机器局、制造局等洋务，资大而收效微，管理混乱，连年巨亏的内幕。左宗棠是中兴功臣，又为朝廷收复了新疆，厥功甚伟。他不敢公开批评，只是私下里对同僚们说，洋务这码事，只能由洋人在他们国家里办，我们中国办不成。来到武昌，他听说张之洞要在湖北大办洋务，心里就着急，本想给头脑发热的总督泼点冷水，但转念一想，张之洞是个刚立下赫赫战功，又倔犟自信、甚受太后恩宠的人，一定听不进去，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只在心里暗自决定：他张之洞折腾让他去折腾吧，只要不损伤湖北就行了，我一个老头子，既犯不着与他唱对台戏，更不能与他同台共演一出明知要砸台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