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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5章（第1页）

面对勃然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当时的清朝地方官员大体上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义和团既然是来源于白莲教这种&ldo;邪教&rdo;，那就除了加以扑灭外，不能采取其他办法。平原县令蒋楷就是这种主张的最初代表人之一。还有一个在光绪二十五年任直隶省吴桥县令的劳乃宣当时也竭力宣传这一主张。他认为，义和团仇视洋教&ldo;其本心实在惑众以作乱&rdo;，&ldo;其处心积虑，在乎聚众而抗官，传单一出，千人立聚，兵刃森列，俨同敌国&rdo;1。劳乃宣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认定，义和团尽管打出&ldo;扶中朝灭洋教&rdo;的旗帜，也不应当容许它存在，甚至假如它真能战胜洋人，也是对封建统治者不利的，&ldo;使其果胜西人，则彼亦不可制矣&rdo;2。

另一种主张是光绪二十四年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提出的&ldo;收编&rdo;义和拳的主张。他报告朝廷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ldo;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rdo;。所以他认为，&ldo;改拳勇为民团&rdo;，也就是&ldo;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rdo;这样的办法是适当的3。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ldo;抚&rdo;的策略来对待义和团。毓贤本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任曹州知府时查拿大刀会，在一年多中残杀二千余人。他只要感到杀的政策有效时，是决不会手软的。清朝地方官员最害怕在自己治下发生大规模造反，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至朝廷的严重惩罚首先落到自己的头上。在靠近京畿的地区，这种惩罚必然加倍严重。因此在火势难以扑灭时，他们宁愿苟且偷安，用安抚政策把火包起来。义和团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着外国侵略者，这也是这些官员认为可以采取抚的政策的一种根据。他们为使自己躲过群众斗争的锋芒，装得好像是支持群众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他们不可能真的反对外国侵略，他们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旧事物而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系的新事物。他们用这种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影响群众的斗争，尽量把它引导到绝对排外主义方面去，并使它更多地染上迷信的色彩。他们又竭力煽起群众对一般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的仇恨，加深他们所说的&ot;拳民&ot;和&ot;教民&ot;之间的对立与冲突。

由于山东巡抚从张汝梅到毓贤基本上采取抚的策略，所以义和团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向来下层社会中非法秘密结社都是称为&ldo;会&rdo;的，而只有地主阶级所组织的地方武装才称为&ldo;团&rdo;。&ldo;义和团&rdo;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得的。各地义和团的组织渐渐地都采用了&ldo;保清灭洋&rdo;的口号，也是和张汝梅、毓贤实行这种抚的政策有关的。

义和团得到为巡抚所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就引起了两个结果。第一，它的发展更加迅猛了。像平原县令蒋楷这样的小官当然无力阻止，而且他还因为一意主剿而被撤了职。所以他后来愤愤不平地记载说，当时&ldo;义和拳徒党&rdo;宣称：&ldo;巡抚为我，知县如我何？&rdo;1第二，以为巡抚站在自己这一方面的这种想法，对于自发的群众革命运动，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毒剂。朱红灯和本明和尚被诱杀就是这种毒剂起了作用。而且由于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参加进来的人就更加复杂了，其中包括根本不是造反的人。在任何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它比较顺利地发展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形是在所难免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这种情形尤其严重。

劳乃宣在光绪二十五年的文章中说：&ldo;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非尽无业游手也。&rdo;1这就是说，虽然多数是&ldo;无业游手&rdo;（各类贫苦人民），但也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参加了进去。劳乃宣以为这些&ldo;衣冠之族，殷实之家&rdo;是&ldo;受惑&rdo;而参加的，其实应该看出，毓贤等官员采取抚的政策，正是为了要让地主阶级分子参加进去，夺取领导权，以求达到加以收编，使它转化为地主阶级武装的目的。

毓贤的这种恶毒的策略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没有完全实现的。固然地主阶级把&ldo;保清&rdo;的口号和其他一些恶劣的影响带进了义和团的组织，但是并没有能够根本改变它作为下层人民群众的自发的革命组织的性质。劳乃宣从敌视义和团的立场出发，把义和团同鸦片战争期间的广东三元里的义勇相比，认为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他说，&ldo;粤之义勇，主持者巨室，谋画者正绅&rdo;。而义和团不同，虽然&ldo;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rdo;，但总的说来，他认为还是&ldo;主之者莠民，从之者匪类&rdo;，也就是说，其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是地主阶级心目中的&ldo;莠民&rdo;和&ldo;匪类&rdo;。他还认为，道光年间的那种义勇，结果是&ldo;尾大不掉，渐至仇官，其流弊已不可胜言&rdo;，而现在的义和团，如果任其发展，那么&ldo;广西金田之祸，不过期月间事耳&rdo;1。这种观察是大体上符合事实的。把前后这两个时期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沿海的地主阶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而到了义和团时期，地主阶级分子对于群众的反帝斗争已只能起败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