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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第1页）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以红四方面军为最多。

1935年春天，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主要集中在妇女工兵营、方面军总医院、剧团、妇女独立团和妇女学校等单位。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最多时达2500多人。妇女独立团和独立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方面军的女性因为参加了作战，人数增减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沿参加长征的部分红军女战士合影，

右起：刘英、夏明、蔡畅、陈琮英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加入，到达陕甘宁时，女性恢复到将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有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由于人数众多、牺牲太大，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出她们的名字。有的女红军根本没有留下名字。

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妇女队伍中，还有几个来自一方面军的人，如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政委的王泉媛、吴富莲，帮助四方面军组织文艺工作的李伯钊等。她们不仅都成为三过草地的女红军，而且长征的时间长达两年，走的路也比一方面军主力多了1万里。

走与留关系着他们未来的命运

走，抑或是留？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女性来说，是党组织的考验。对于每一位参加或者被留下的女性个体而言，走与留关乎着她们未来的命运。

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随队而行的女性，除个别脱队以外，绝大多数都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其中相当部分日后都成了党、国家、军队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而那些留下来的女性，则命运多舛。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性则刚好相反：出发时的2000多名，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中央苏区经过批准参加长征的30位女性中，有10位是直接进了名单的，她们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如李德、博古、周恩来是当时的最高&ldo;三人团&rdo;，他们的妻子肖月华、刘群先和邓颖超在其中，中央苏区创始人毛泽东、朱德的妻子贺子珍、康克清，当时中央各部的负责人李富春、凯丰、李维汉、邓发、毛泽民的妻子蔡畅、廖似光、金维映、陈慧清、钱希钧也在其中。这10人中，肖月华、康克清、金维映、钱希钧身体没什么大问题；而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肺病，身体虚弱，她自己曾提出留在苏区不给部队增加麻烦；刘群先长征前不久头部在国民党空袭中被弹片击伤，从而导致了流产；贺子珍、廖似光和陈慧清已经怀孕，在长征中还生了孩子（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就是因为怀孕而没有被批准参加长征）；蔡畅患有严重的胃病，体检是过不了关的。

不过，这10个人也有她们必走的原因。她们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邓颖超时任中央局秘书长，蔡畅是江西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刘群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金维映是军委武装总动员部副部长，陈慧清是闽粤省委书记，贺子珍是军委的机要秘书……

随队远行是福是祸，当时谁也不能未卜先知。

【点评】女性奇迹辉煌表现

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都比较明确，共计约60名；红四方面军确切的数字已经无法统计（因途中常有增减），最多时为2500人。总之，参加红军长征的所有女性不足3000名。

对参加长征的女性，无论是领导人、党史战史学家、文学艺术家等都不曾吝惜赞美之词。确实，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同时，也挑战了女性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极限。

长征给她们提供了舞台，她们在这舞台上创造了伟大和光荣，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章行程更漫长（1）

‐‐女性长征的代价之谜

二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这些女性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红军女战士的&ldo;行&rdo;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与男红军相比，她们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修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修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条件下生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