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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第1页）

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

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和他的同伴遮罗尼莫马丁修士以及同行的西班牙军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

然而到了野蛮封闭僵化的满清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满清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这些先进事物已经送到满清那些愚昧残暴的头目那里的时候，还是仅仅被他们当成玩物，这和明朝相对照，是相当可怕的对比。1793年，英国派遣到清朝的使者马嘎尔尼在送给乾隆的礼品包括各种当时世界上先进的仪器和武器，“礼品介绍中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榴弹、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然而所有这些在那个愚昧残暴的乾隆看来，仅仅成了是他个人的玩物而已，这些送上门来的先进武器，对满清没有任何影响，一只到了几十年后，满清在使用的还是两百多年前明朝时代的武器，甚至更为落后，被英国教训的头破血流，摇尾乞怜求饶的时候，这才知道要去学习，而这时的满清已经成为西方殖民强盗的奴才和代理人了。对比明代，只能认为这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文明内的事情。（还有南怀仁的蒸汽机以及应用设想，愚昧而又残暴的康熙是怎么对待的呢？和他的孙子实在是一路货色）

《清代前期海防：思想和制度》一书的作者王宏斌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比较

“明代中后期中国出使琉球使臣所乘封舟尺度如下，1533年封王尚清，舟长17丈，宽316丈，深133丈，造船度量约为537个单位；1633年封王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这样的船只和欧洲当时一般的商船是差不多的，在同一个水平上。

到了满清时期“1663年封王尚质，张学礼出使乘坐的封舟长18丈，宽22丈，深23丈;

1684年，长15丈，宽26丈

1719年，长10仗，宽28仗，深15仗

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

到了1800年，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

赵文楷问为什么如此小，‘抚军以闽县海船但有此等’对，由此可见中国的民船制造技术，在满清统治时期是处于不断退步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宏斌明清两代的海防思想做了一个对比。明代的海防思想是认为敌人来自海外，应该把它堵截消灭在海上，而满清统治者是“重防其出”，认为海上的敌对势力（反清武装）出自国内，必须严格限制出海，断绝接济，所以“重防其出”的海防主要对象是国内，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限制民船制造规模，技术以及航海能力，把移民海外视同是叛逆行为，勒令禁止”。

1717年，康熙统治下的满清觉得“海外如吕宋，葛喇吧等口岸多聚汉人，此即海贼之薮”，于是要求禁止南洋贸易，还要控制渔船商船。

接任的雍正也不逊色他的父亲，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对海洋的恐惧，汉人的恐惧已经到了荒诞的地步，连渔船他们都觉得不放心，认为广东的“拖风渔船规模大，可以冲风破浪，恐生奸猾，建议全部拆毁”，有人提出反对，认为渔船太小了，根本无法深入洋面捕鱼，雍正听了之后坚决否决他的反对，于是廷议的结果是“广东渔船梁头不得过五尺，舵手不得过五人”，雍正的批令是“禁海宜严，余无多策，尔等封疆大吏不可因眼前小利，而遗他日之害”。

但是这样的限制，还是不能让清廷的统治者走狗满意，“不知梁头虽系五尺，其船腹甚大，依然可以冲风破浪”“请议定其风篷，止许高一丈，阔八尺，不许帮篷添裙，如果船篷高阔过度，即以奸歹究治”，此外还要对淡水携带加以限制。可笑的是满清统治者甚至把船只压舱的石头都看成对他们的统治有威胁，在乾隆统治下的1756年。规定“出海渔船，商船每借口压舱，擅用石子、石块为拒捕行凶劫夺之具。嗣后，均止许用土坯、土块压舱。如有不遵，严拿解纠”

满清统治者始终把海外的汉人当成它们的一大威胁，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上万名，鲜血把河面都染红，史称“红河事件”，乾隆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说的，他感觉很高兴，觉得荷兰人帮了他的忙，他说“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些人，他本来就想杀掉，但因为鞭长莫及，杀不了，现在荷兰人帮他杀了，他觉得很痛快，所以叫做“孽由自取”。这就是这个禽兽皇帝的心理了。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他们“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