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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邓拓的本来面目（2）

毛马上就看出（尽管当时没有发作），是对他错误地罢免了彭德怀作出的尖锐批评。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错觉中竟吹嘘自己说打破了世界奥林匹克跳远记录，细心的读者都会猜到那位运动员是谁。

这位作家还写了一个讽刺健忘者的故事。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急性子，老是忘记以前说过的话，理智在渐渐地丧失。此文在最后十分隐晦地写到：&ldo;如果谁发现已有此症状，他必须马上得到充分休息（影射高岗搞分裂时朱德对毛的劝告），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做。&rdo;

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典型的中国提意见的方式，但这已经够大胆的了！（3）

这位&ldo;专栏作家&rdo;即是邓拓。所谓&ldo;才能平平的运动员&rdo;的&ldo;故事&rdo;是指邓拓的《两则外国寓言》一文，而&ldo;健忘症&rdo;的&ldo;故事&rdo;则是指邓拓的《专治&ldo;健忘症&rdo;》一文。在这些海外学者看来，邓拓们当时是十分明确地为彭德怀&ldo;鸣冤叫屈&rdo;，是在既委婉又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并要求毛&ldo;休息&rdo;。在这些海外学者笔下，邓拓简直有点&ldo;持不同政见者&rdo;的色彩，甚至有几分&ldo;自由主义者&rdo;的味道。《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作，而r&iddot;特里尔的《毛泽东传》&ldo;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极大轰动，三十余家国外报刊给予极高评价&rdo;。（4）在被译成汉语前，该书&ldo;已经以六种语言出版&rdo;。（5）可见，关于邓拓的这些说法，在国际上流传甚广。

国内的论者虽然不至于对邓拓如此&ldo;拔高&rdo;，但对他的《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中的文章，也往往赞不绝口。国内有些论者，极力强调邓拓作为&ldo;书生&rdo;的一面，浓墨重彩地描绘邓拓的&ldo;书生&rdo;形象，雕肝琢肾地突出邓拓的&ldo;书生&rdo;气质，以致于让人忘记了邓拓的本来身份。

也有人提醒大家注意邓拓&ldo;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rdo;。王均伟在《书生之外的邓拓》中写道：&ldo;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lso;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抛处血斑斑&rso;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rdo;1960年夏天，邓拓有过一次江南之行，并写下了旧体组诗《江南吟草》，其中颇有歌颂&ldo;大跃进&rdo;、赞美&ldo;大好形势&rdo;的作品。在邓拓的笔下，其时到处是饥民并已开始出现饿殍的江南简直是人间天堂。王均伟这样解释邓拓写下这类诗作的原因：&ldo;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lso;口径&rso;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rdo;（6）

按照王均伟文章的说法，有着两个邓拓，一个是作为&ldo;政治家&rdo;的邓拓，另一个则是作为&ldo;书生&rdo;的邓拓。《江南吟草》中那些粉饰现实的颂歌，表达的是邓拓作为&ldo;政治家&rdo;的现实姿态；而《燕山夜话》和在《三家村札记》里发表的那些文章，表达的则是邓拓作为&ldo;书生&rdo;的良知和道义。‐‐这样的解读，虽然比把邓拓主要看作一个&ldo;书生&rdo;要令人信服，也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却也未必揭示了邓拓的本来面目。

二

要准确地理解邓拓为何写下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就必须对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思想文化氛围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ldo;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主席和党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察觉到的&lso;左&rso;倾错误。八个半月的纠&lso;左&rso;，是逐步深入和富有成果的。如果不是庐山会议后期中断了这一进程，&lso;大跃进&rso;造成的损失可能会小得多。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就是历史。它的发展，并不因为我们开始纠&lso;左&rso;而不犯更严重的&lso;左&rso;倾错误。&rdo;（7）彭德怀的直言使得庐山会议变纠&ldo;左&rdo;为反&ldo;右&rdo;，并导致&ldo;大跃进&rdo;的新一轮狂潮。但毕竟&ldo;历史是无情的&rdo;。&ldo;大跃进&rdo;带来的最严峻后果是粮荒。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就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邓拓在1960年所歌颂的江南也不例外。例如，地处南京市东南面、属南京郊县的高淳县，本是鱼米之乡，但据中共江苏省委通报，在1958年和1959年春，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外流人口10000多人。而&ldo;该县县委采取了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劳动人民，提出：&lso;那怕流血牺牲，也要保收3000斤水稻&rso;，&lso;深翻（8）好像打仗，在战场上如有士兵临阵脱逃，可以就地正法！&rso;等口号，造成部分基层干部严重强迫命令，采取吊、打、关、押、罚跪、停睡等手段，甚至发生逼死人命的事件。&rdo;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报告，奉贤县自1958年春耕起到秋耕秋种，全县因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而直接被逼死的群众有156人，无辜被撤职、停职的干部660余人，各社和生产营，都搞了&lso;劳改队&rso;，先后劳改了2866人，集训了2907人。对群众捆绑、吊打、乱斗、乱关、罚跪、游街、停餐等更为普遍。为了消灭红铃虫，被烧、拆民房1923间，仓库1345间，强迫集中居住又拆民房2147间，兴修水利拆房3188间。报告说：站在高处看奉城，就像鬼子大扫荡后的情景一模一样，&ldo;断瓦残壁，历历皆是，触目惊心，一片凄凉&rdo;。（9）再如河南信阳地区，当时的情形也令人不堪回首。1960年12月22日，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这样说到各区县打人和死人的情况：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000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0000多人；新蔡县原报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现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阳辖内的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死亡达30左右。该地区在&ldo;反瞒产&rdo;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县从县委书记到公社干部几乎人人动手打人。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将&ldo;右倾&rdo;的县委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在一个公社主持&ldo;反瞒产&rdo;时，一天内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既然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打人，公社干部自然不能落后。这期间，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亲自参与打人者占93。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公安机关为逼粮而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瘐死狱中；为逼粮而短期拘留19720人，有667人死在拘留所。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都被逼走。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有的村子连续80天不见一粒粮食。浮肿、饿死和外逃现象十分严重。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却声称：&ldo;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因为思想问题。&rdo;面对随处可见的饿殍、被遗弃的孩子，路宪文仍命令公安部门&ldo;限期消灭人员的外流&rdo;；封锁村庄、道路，不准人们外出逃荒；不准城镇机关、企业单位收留农村来人；不准街头和交通要道上出现流浪汉。中共河南省委在后来向中央的&ldo;检讨&rdo;中，说这个时期的信阳&ldo;形成了一种恐怖的世界，黑暗的世界&rdo;。（10）中共信阳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编写的《中共信阳党史大事记（1949‐‐1999）》记载，仅1960年信阳全区减少人口40余万人。（11）&ldo;大跃进&rdo;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种可怕的状况当然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ldo;据推测，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出生率的下降减少的人口数，总共在4000万左右。&rdo;（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