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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第1页）

瞿秋白的&ldo;名誉（4）

就是对于最亲密的爱人杨之华，&ldo;也只露一点口风&rdo;，这说明这些&ldo;多余的话&rdo;在瞿秋白心中已积郁多时，他渴望倾诉却又不能倾诉，他必须在内心筑起一道堤坝，并时时防范着它的溃决。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笔掘开这堤坝，让被禁锢已久的心潮喷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仅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做过多年&ldo;所谓&lso;杀人放火&rso;的共产党的领袖&rdo;，作为中国最早的所谓&ldo;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rdo;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进入历史，必然要被后来的文人、学者、政客评头品足。与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胡涂乱抹，不如自己临死前揽镜自照，画下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自己的历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随意分派，不如自己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对瞿秋白的最真实的尊重，就应该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绘和自我定位。

&ldo;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rdo;

由于种种原因，《多余的话》写出后，竟长期并未对瞿秋白的&ldo;革命声誉&rdo;带来&ldo;损害&rdo;，这也许是瞿秋白握笔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前遇难的瞿秋白做了这样的&ldo;结论&rdo;：&ldo;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rdo;直到&ldo;文革&rdo;时期，《多余的话》才成了严重的问题，瞿秋白被说成为革命的&ldo;叛徒&rdo;，遭受严厉的谴责、谩骂，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对于瞿秋白，这真是迟来的审判和&ldo;报应&rdo;。不少人为瞿秋白在&ldo;文革&rdo;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许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觉得怎样的委屈。

去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编辑出版者为&ldo;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rdo;，出版时间是1968年2月。这本书收集了从中共高层到&ldo;红卫兵小将&rdo;对瞿秋白的批判，也辑录了包括《多余的话》在内的瞿秋白的&ldo;反动言论&rdo;。翻过扉页，背面贴着一张署名&ldo;编者&rdo;的铅印字条，上写&ldo;本书原引戚本禹讲话及所有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rdo;在书店时，翻到这张字条，我哑然失笑，并立即决定买下。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历史旧账，是在&ldo;文革&rdo;开始前数年便被翻出的，而这要&ldo;归功&rdo;于后来成为&ldo;中央文革小组&rdo;成员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与罗尔纲等人&ldo;商榷&rdo;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捕获后写了自供状，因而是&ldo;太平天国革命&rdo;的&ldo;叛徒&rdo;，将要&ldo;遗臭万年&rdo;：&ldo;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lso;革命文献&rso;，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lso;自白书&rso;。&rdo;此文引发了学术文化界的一场争论。争论正进行时，毛泽东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ldo;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rdo;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批李秀成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牵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后写了&ldo;自述&rdo;，因而是&ldo;遗臭万年&rdo;的&ldo;叛徒&rdo;，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也自然是&ldo;叛徒&rdo;无疑。所以，在&ldo;文革&rdo;时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翻船，锒铛入狱，去写他自己的&ldo;自供状&rdo;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讲话和关于戚本禹的论述&ldo;全部作废&rdo;了。&ldo;文革&rdo;时期的许多事情，从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显得无比庄严神圣，一方面又给人以强烈的儿戏感，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ldo;叛徒&rdo;问题是由李秀成的&ldo;叛徒&rdo;问题引起的，而李秀成的&ldo;叛徒&rdo;问题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论都已&ldo;作废&rdo;，那李秀成就并不是&ldo;太平天国革命事业&rdo;的&ldo;叛徒&rdo;；既然李秀成并不因被捕后写了&ldo;自述&rdo;而成为&ldo;叛徒&rdo;，那被秀成所牵扯出的瞿秋白，就也应不因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而成为&ldo;叛徒&rdo;；既然瞿秋白并不是&ldo;叛徒&rdo;，那就意味着对瞿秋白的批判毫无道理，也就意味着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尽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ldo;作废&rdo;，批判却仍要进行下去。这就像一个满街叫卖老鼠药的人，一面说他的药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说世上本没有老鼠这种东西。‐‐&ldo;文革&rdo;时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