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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一(第2页)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与项羽有隙;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派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大吃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刘邦顿时惊慌失色道:“为什么?”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说:“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第二,昔日周武王克殷后,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第三,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第四,武王翦灭殷商之后,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第五,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第六,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第七,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虚抚韩彭兵围垓下

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当时,张良正坐在刘邦的旁边,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汉高祖四年(前203年),汉对楚已逐渐形成合围之势:韩信据齐地不断袭击楚军,彭越又屡次从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的粮道。楚军兵疲粮竭,项羽无奈,终于送回了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儿女,与刘邦讲和。双方商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立约解甲归国,各不相犯。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刘邦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陆续会集垓下(今安徽灵壁。县沱河北岸)。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别姬、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汉五年二月,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即萧何、张良、韩信)。他语中盛赞张良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的字)。”

劝都关中谏封雍齿

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汉高祖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一天,齐人娄敬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东有成皋,西有肴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肴函之险(即肴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假托神道明哲保身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没有听从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

张良的卒年,《史记》记为高后二年,《汉书》记为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此处存疑。

历史评价

圯桥匍匐取履,子房蕴帝师之智

张良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他一生反秦扶汉,功不可灭;筹划大事,事毕竟成。历来史家,无不倾墨书载他那深邃的才智,极口称赞他那神妙的权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写诗赞道:“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固陵始义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水龙吟》当年博浪金锥,惜乎不中秦皇帝,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便论功三杰,封侯万户,都未是平生意。

欲仿始皇击节叹曰:“嗟乎,能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不亦可乎?

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价

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不食谷,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震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尝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加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墓地与祀庙考

由于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

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兰考。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三义寨乡曹辛庄车站南侧,紧靠陇海铁路确有一座张良墓,墓冢高10米,周围长100米,保护区面积35000平方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又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今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可见这种看法是有所依据的。

建国以后,张良墓侧尚存张良庙,有山门3间,大殿3间,东西厢房各4间,呈四合院布局。庙内外共有石碑6通,墓区内有柏树209棵,杨树16棵。在“特殊时期”期间,庙宇被拆除,石碑全被砸。三棵杨树被砍伐做在桌椅。后来拆除庙宇的建筑材料在三义建了一所中学。1978年在修筑陇海铁路复线时又占去墓北边茔地400平方米,砍伐柏树12棵,今剩有柏树197棵,杨树13棵。据对最大的柏树年轮考察,树龄约有230年左右。

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徐州沛。县。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

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便向刘邦作了“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的表白。综合上述记载,说他晚年前往景色秀美酌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并不是不可能的。

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北通城最南端的张师山。相传张良搏浪沙锤击秦始皇不成,逃亡至下坯,在圮水桥遇黄石公,经黄石公多次启发考验,得授《太公兵法》,而黄石公自此潜踪匿迹于毗邻此山的另一座名山“相师山”。张良辅佐汉高组成帝业后,访知黄石公隐居处,遂挂官来此山伴师隐居,后来山名就易称为“张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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