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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9章（第1页）

史官当独立不倚，著事之真相，以明是非，使人知所惩劝，此中国自古相沿之见解也。此在古代，社会情况较简，或可致之。如崔杼弑君，事甚明白，真相之能著与否，祗系乎史官之敢书与否；董狐以亡不越境，反不讨贼，断定灵公见弑，赵盾知情，亦无可抵谰也。后世社会情况，日益繁复，则事之真相，有不易见者。真相且不可见，皇论是非？且即谓真相可见，而是非之纷然淆乱者，亦非必故为曲说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甲以为是者，乙固诚以为非，至丙丁，则又有其不同之见解焉。史官亦人也，岂能独立于各派之外，诚本良心以著之，亦一派之见耳。然则欲恃史笔以见事状之真，而明是非所在，云胡可得？且如《旧唐书》，著当时之议论即甚多，岂能皆视为大公之见邪？然恃史籍以求事状之真而知是非所在，虽不可得，而史家之能以此自励者，其人固自可矜。《新书&iddot;吴兢传》：言兢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ldo;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rdo;兢曰：&ldo;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rdo;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ldo;徇公之请，何名实录？&rdo;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此诚无愧董狐矣。《武士彟传》载史臣之论曰：&ldo;士彟首参起义，列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节。载窥他传，过为褒辞。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略而不书。&rdo;《刘仁轨传》载韦述之论曰：&ldo;世称刘乐城仁轨封乐城县男，后进为公。与戴至德胄兄子，为胄后，两《书》皆附《胄传》。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无所闻焉。&rdo;亦不苟为褒贬者也。然茫茫天壤，直道云胡可行？《旧书&iddot;令狐峘》等《传论》曰：&ldo;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疾之为雠。所以峘、荐张荐。坎壈于仕涂，沈、传师。柳芳。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物不终否。子孙借其余佑，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rdo;阨于人而期偿于冥冥不可知之报，亦可哀矣。抑自史公作《伯夷列传》，已言其不可期矣，其谁肯以虚名易实祸？故此等风裁，卒之日替，而曲笔日闻焉。许敬宗则其巨擘也，《旧书&iddot;敬宗传》：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ldo;世基被诛，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rdo;人以为口实。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卫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高丽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高丽，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魏徵传》言：徵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太宗于徵之不终，固小人行迳不足论。然徵之好名，亦有以激之也。《新书&iddot;姚崇传赞》曰：&ldo;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rdo;史之不书，岂不欲归美于君，而抹杀其臣下之功绩哉。《旧书&iddot;岑文本传》：兄孙羲，睿宗即位，同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叹赏，赐物三百段，良马一疋，仍下制书褒美之。自书功绩以希赏，其可鄙，又甚于书示史官以徼名者已。贾纬在五代时，不为无学，其于修唐史，亦不为无功。见下。而汉隐帝时，诏与王伸、窦俨等同修晋高祖、出帝、汉高祖实录。初桑维翰为相，常恶纬为人，待之甚薄。纬为《维翰传》，言维翰死有银八千铤。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为不可，数以非纬。纬不得已，更为数千铤。广顺元年（951），《实录》成。纬求迁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时宰相王峻监修国史。纬书日历，多言当时大臣过失。峻见之，怒曰：&ldo;贾给事子弟仕宦，亦要门阀，奈何历诋当朝之士，使其子孙何以仕进？&rdo;言之高祖，贬平卢军司马。纬之快心恩怨，峻之徒计党援，皆足使闻者齿冷矣。公家之史如此，私家之作，亦复难信。观李翱论当时行状之语可知。以司马光修《通鉴》，宋祁修《新唐书&iddot;列传》用力之勤，卒不能尽破李繁家传之诬，而皆颇采其说。裘甫之祸，不烈于袁晁，而《通鉴》咸通元年（860）书王式平甫事，十百于张伯仪之平晁。胡《注》谓由唐中叶后，家有私史，《通鉴》用其文而叙之，而弗觉其烦。其明年，《鉴》载懿宗欲杀宣宗大渐时宰相，不与名于请监国之奏者，为杜悰所沮而止。《注》亦億其据悰家传，故辞旨抑扬，有过其实。身之谓《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大半，又以唐事属范祖禹，而犹如此，可见修史之难。抑不仅此，即文书亦有伪造者。僖宗广明元年（880），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谏，召至内侍省赐死，其疏留中不出，而后有传其辞者，释氏之语，连篇累牍，至欲于内殿立揭谛道场，《北梦琐言》以为庸僧伪作。见《通鉴考异》。合此及第十六章第一节，论朱敬则谏武后之语观之，而知会昌重修《实录》之不载密疏，意虽非出至公，亦有其借口之资矣。欲求可信之史料，不亦难乎？